「收入是一連串的事件……」（Income is a series of events…）——這是經濟學大師費沙（Irving Fisher，1867−1947）在其鉅著《利息理論》（A Theory of Interest）一書中的第二章的開首一句。
大師下筆，果然不同凡響，這一句耐人尋味的句子，內藏無窮智慧，細想之下，已幾可透視其博大精深的利息理論的精髓⋯⋯
美國史上最優秀經濟學家
利息、收入、財富與資本（Interest, Income, Wealth & Capital）是經濟理論整個架構中極其基本和重要的概念。但也許古典經濟學者的着眼點一直是較為側重於在市場制度的運作，因此對於這幾個重要的概念，幾乎是顯得沒有那麽重視。費沙在1930年出版的《利息理論》相信是當時有史以來，闡釋這幾個概念的著作中最好的一本——這個成就可能至今仍未有人能打破。
198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獎人占士杜賓（James Tobin）曾經稱許費沙是美國有史以來最優秀的經濟學家，並說這是很多經濟學者的共識。這個稱讚相信費沙當之無愧，1970年得到經濟學獎的保羅森穆遜 （Paul A. Samuelson） 和好些其他著名的經濟學家，都對費沙作過類似的稱許。值得留意的是，雖然費沙在經濟學界的貢獻橫跨很多範疇，但純以理論深度的角度看，《利息理論》應是其中的表表者。更有趣的是，筆者認為費沙對財富、收入、利息、資本等概念的見解很可能與他充滿傳奇和戲劇性的一生有着千絲萬縷的關係。作為一個在科學概念上對財富有深入瞭解的大師，費氏選擇怎樣渡過他的一生，相信可為我們對財富的理解帶來啓示。因此，筆者今回不厭其煩地對費氏的生平作一些介紹。
「我寧可工作致死，也不願卧在這兒慢慢枯謝。」
費沙在學術上的才華和天賦一早便引起不少人的注意，早在他20多歲時，不少人便認定他將是耶魯有史以來最出色的學者之一。在費沙的時代，經濟學還未成為一獨立學科，而費沙在就讀耶魯大學時，主修科學和哲學。跟很多大思想家一樣，費沙的興趣十分廣泛，除了科學和哲學外，費沙的興趣還包括詩歌、天文學、幾何學等等。不過，費沙最大的興趣，相信還是在於數學和經濟學。雖然耶鲁當時沒有經濟學這學系，但費沙還是醉心地研究經濟學，最及後成為了第一位獲耶魯大學頒發經濟學博士學位的人，而终其一生，費沙都在耶魯大學工作。
不過，正當費沙在學術上的發展如日中天時，他不幸地被証實了染上了肺癆。在那時，肺癆被視為絶症，不少醫生也認定費沙時日無多，因此費沙唯有整天卧在亞利桑拿山上的療養院默默等待最終日子的來臨——他當時只有29歲。這樣的日子一天一天地過去，直至有一天，費沙忽然若有所悟地對自己說：「我寧可工作致死，也不願卧在這兒慢慢枯謝。」（I’d rather work to death than rust to death idly），他於是立即離開病床，開始他不停的工作及與病魔摶鬥。
可能由於費沙永遠不知道明天會否出現，因此他拚命地投入研究每一項他有興趣的東西。費沙的興趣着實十分廣泛，除了經濟、統計、指數理論等外，還有公共衛生、醫療、世界和平……據記載，費沙在晚年曾將自己的著作和興趣分門別類，在細分之下，類別竟達2000類之多！
千萬富翁變「負資產」
也不知是否因他拚命投入研究工作的行徑感動了上帝，還是他自創的治療方法奏了奇效，奇蹟跟着出現了：費沙成功地過了一天又一天，而他的肺癆病跟着被治好了。而且，費沙的工作及發明更為他帶來了豐厚的收入。除了是思想家和哲學家外，他亦是一發明家，他不少的發明——尤其是指數制定的專制權（這亦是今天廣被應用的各種財經和經濟指數的起源）——為他帶來了鉅富。另一方面，他亦積極地把財富投資股票市場中，因此財富一度超過1000萬美元，在當時這已是幾近天文數字。
不過，跟很多其他的經濟學者不同，費沙是真的對自己的見解身體力行。他自己看好股市，於是便把自己的財富全部投入股市中，在1929年的華爾街大跌市前不久，更發表了他的看法，認為「股價已到了一個看似可不斷持續的高原」（stock prices have reached what looks like a permanently high pleateau）。值得留意的是，費沙在這句句子後，寫到「我並不認同看淡人士的觀點，覺得股價快要下調50、60點子，即使這是會出現，我也不覺得這是會在短期內發生。」（I do not feel there will be soon if ever a 50 or 60 point break from present levels, such as [bears] have predicted.）
他在期後亦提出一套「負債膨脹」（debt inflation）理論，指出當時美國聯儲局跟着的收緊銀根政策，是造成美國經濟跟着出現多年大蕭條的基本原因，若聯儲局沒有這樣做，股市大跌帶來的影響不致於這麽大（後來1977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獎人費里曼（Milton Friedman）搜羅了大量數據去研究有關問題，其结論亦支持費沙的觀點）。不過，事實是，大部分的傳媒和大眾，都傾向把注意力放在一點上，而費沙以上的一句話，亦已成為了形容人們對股市盲目樂觀的經典語句。也許由於費沙這句子當時太過深入民心，因此費沙的名聲在當代深受影響，而費沙對經濟學的重大貢獻，在當時似乎是備受忽略，要到很多年後，情況才出現改變，令人惋惜。
永不言倦，最快樂的人
無論如何，華爾街1929年的大跌市，以及其後連綿多年的大熊市，令費沙不但失去了他所有的金錢，更令他負債纍纍，雖然他的主要債主是其妻子的妹妹。後來耶魯大學得悉他的財政狀况後，给他免費宿舍住，因此他仍可繼續其研究工作。值得留意的是，儘管經歷如此劇變，費沙終其一生依然是個樂觀的人，並貫徹始終地專注於他認為值得做的事——這包括提倡成立醫療保險制度、游說保險公司為客戶提供廉宜的身體檢查服務及提高社會對公共衞生的認識。他最為美國公眾認識的事蹟，相信是他在1915年出版了一本有關他與肺癆病搏鬥的心得，名為《怎樣生活：一些根據現代科學製訂的健康生活守則》（How to Live: Rules for Healthful Living Based on Modern Science）。
在這本近100年前出版的書中，費沙已提出「生物生活」（biological living）這概念，大師的透視力果真驚人！這本書後來極受歡迎，至今再版了至少90次，而且賣出了至少數百萬本！據記載，在1947年費沙80歲生日時，學者 Cohrssen 就這樣描述費沙：「他依然是永不言倦，並且是我所見過的人當中，最快樂的一個。」（He is still tirelessly active and one of the happiest men I’ve ever met.）
經濟學的「巨柱及拱門」
毫無疑問，費沙在經濟學界有着崇高的地位，但不少學者也認為，假若費沙不是花了那麽多精力於社會及公共衛生問題上，他在經濟學上的貢獻可能還遠不止此。雖然經濟學大師熊彼德（Joseph Schumpeter）曾經盛讚費沙為經濟學的理論架構（theoretical economics）建立了「幾枝巨柱及拱門」（pillars and arches），但正如另一經濟學者感嘆，假若費沙能把多點時間分配給經濟學，他很可能已為經濟學完成了「一堂皇大殿」（a kind of temple of economics）哩！
無疑，費沙對社會及公共衛生問題的投入可能是經濟學上的一大損失，但對費沙而言，這卻可能未必盡然。在下一回，筆者打算再深入一點地談費沙的《利息理論》，以及帶出這一代經濟學大師，對金錢和財富這些概念，在科學上怎樣作出理解和闡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