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化的DNA一定植根在我們心裏，只是可能方式不一樣。」白先勇道。他曾在香港讀過小學，對香港這座城市有特別的感情：「香港有百年殖民史，有自己特別的色彩，卻從來沒有忘記傳統，反之更為執着，生怕完全被西化，對於自己的根也抓得更緊了。這是她獨有的矛盾與和諧。」早些年，台灣鬧過「去中國化」，近年香港與中國內地的矛盾也日益增加，經常在兩岸跑的白先勇早有耳聞：「『中國』這二字的含義很多。你說有政治意義，但都是後人強加的；相比之下，文化意義深遠得多，終究還是要看本質和歷史。」
程乙本曾因胡適挨批而沒落
就說白先勇最為推崇的《紅樓夢》也難逃政治化的命運。乾隆年間，《紅樓夢》面世隨即成為禁書，坊間仍然炙手可熱，版本不絕。往後的版本爭議更是紅學的兵家必爭之地，多少學者一頭栽進去，大半輩子都在與此打交道。
《紅樓夢》廣為流傳的分別是程乙本和庚辰本。白先勇在台大開課時採用馮其庸的版本（庚辰本），然而白先勇從小讀的是程乙本，他個人也比較推崇後者。這程乙本到底是什麼來頭？程乙本是程甲本的修訂本，由程偉元和高鶚在1791年刻製，但翌年再刻程乙本，有何緣故？白先勇特意在這方面做過研究，他道：「他們刻程甲本時太倉促了，有些錯漏，所以一年不到又刻了程乙本，花了很大人力物力。可惜當時程乙本不及程甲本流行，直到民國，亞東圖書公司也只出了程甲本。」
民國時期被譽為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最浪漫主義的時期，五四運動後百花齊放，孕育不少國學大師，人才輩出，其中一位不可不提的是當初大力推行白話文運動的胡適先生。胡適是《紅樓夢》半個恩人，因為他收藏了當時絕無僅有的程乙本《紅樓夢》。「胡適非常推崇程乙本，民國16年（1927年）亞東圖書公司便重印程乙本，更附上胡適寫的推薦序。此後這個版本在海內外大行其道幾十年，台灣也不例外。」白先勇便是看這個版本長大的。然而，中國大陸1954年批判胡適，連帶他對《紅樓夢》的研究和大力推崇的程乙本都打壓下去了，自此成為邊緣化的版本了，無人問津。
後來取而代之的是馮其庸的庚辰本，是現在坊間最容易買到的版本，正因為這個原因，庚辰本順理成章成為白先勇《紅樓夢》導讀課上重要的參考文本。「可是看着看着，問題就來了。我對程乙本很熟，我看了幾十年，所以庚辰本有任何一個字不對、不同，我眼睛馬上刺一下的。」白先勇喜歡教書，教學多年上課仍不敢怠慢，勤於備課。他特意「下了一番功夫」，將程乙本與庚辰本從頭到尾對讀一遍，發現庚辰本不少問題，通通羅列。「這是我們最偉大的小說，應該有一個最靠得住的版本、好的版本，至少有另一個版本作比較，不能說一個版本就獨霸天下。」白先勇乘此開課良機，積極說服時報出版社重印程乙本，藉此恢復程乙本應有的地位。「這對我來說這是很大的一件事情。現在廣西師範出版社也剛完成重印出版。」
華人文化認同的空白
白先勇如此孜孜不倦，漂洋過海，喊着要復興中華文化的口號，其實源自文化身份認同，這恰巧是當下年輕一輩感到迷惘或者有所缺失的一點。白先勇洞悉先機，早從教育入手，所謂亡羊補牢，未為晚也。中華文化源遠流長，在白先勇眼裏是一塊豐富的瑰寶，不管是從文學角度，看《詩經》、《楚辭》一路發展下來，還是從文物角度，看先秦的青銅器到宋朝巔峰的瓷器，無一不叫白先勇驚嘆，他道：「現在是時候讓我們對這幾千年的傳統文化，對中華文明作一個客觀、全面的re-evaluation（重新評估）。」
面對如此浩瀚的工程，白先勇斬釘截鐵道：「這就牽涉到教育了。」在外國教學多年，白先勇分享所見所聞，他指出，在西方大學，學生必須修讀western civilization（西方文明），從最早的兩河流域讀起，沿着希臘、羅馬的歷史一直讀下來，讓學生對自己的文化有基本、粗淺的認識，這點是中港台三地都相較缺乏的。「我覺得大學裏很需要這一課，讓學生有個文化沙龍的印象。現在我們的學生在這方面很茫然很糊塗，但這不怪他們，因為你沒有特別給他們念啊！」
談起中華文化，白先勇想起一天在電視上看到國外拍賣中國文物高價成交的例子，一方面有點沾沾自喜，為自己的文化自豪，一方面是痛心，覺得我們的教育很失策：「在紐約的藝術拍賣行，一個元朝的瓶子、一幅南宋馬遠的畫都能以上億的價格成交，可是這些我們學校都不教的。全世界那麼重視我們的文化我們的古物，我們卻不以為然，可能沒幾個大學生講得出來畫馬遠的背景、他是哪裏人、他畫過什麼東西、他有什麼了不得的等等，這個落差太大了。」
五四埋下文化身份認同危機
有聞香港的中國歷史課風波，白先勇更是大吃一驚：「你們都不讀歷史？歷史、地理、文化、文學，都是一定要教的。如果不教的話，學生對自身文化的認知會有落差，現在中港台年輕人的文化身份認同（cultural identity）面臨大危機。」
在白先勇看來，這個危機早在19世紀已經埋下伏線。「五四以來的教育，人文教育的缺失，五四以來一向是重理科，重科學，輕人文嘛，一向是如此。」他分析指出，現在的藝術指標大多以西方的為標準，普契尼、威爾第的歌劇或是貝多芬、莫扎特的音樂等成就固然讓人拜服，但曲終人散後，白先勇說總會有點莫名的失落。「我們的文化在世界的文化上失去了發言權。現在全是西方的標準，我們只是跟着走，沒有講出自己的東西。這是從十九世紀以來，中國文化一直處於弱勢的心態。」
八國聯軍、五四運動只是一個開始，卻不足以讓年輕人們醒覺，甚至着急去上下求索，尋找身分認同。白先勇猜想文革的十年浩劫或許是一個不小的衝擊：「當時許多文化都破碎掉了，現在還在恢復中。我覺得要在教育和宣導上想辦法，怎麼去撫平這些傷痕。這樣看來，推廣文化教育還是要緊的。」白先勇策劃的《青春版牡丹亭》在北大公演四次，連續演了三天，場場滿座。他回憶演出閉幕後，有2,000多個學生冒着風雪與他討論崑曲之美，白先勇打從心裏被學生這種對身分認同的渴望所感動，不禁由衷讚嘆：「那種反應的熱烈啊，你不在其中很難想像，我想這是有原因的。」
《紅樓夢》是尋根之窗
在白先勇看來，文化是一個國家不可缺少的軟實力：「你軍事上再厲害，政治上再厲害，或是經濟，這些都不長遠的。美國你說它經濟那麼厲害，前幾年它那個金融危機，砰一下好像全國都沒有了，一夜之間，誰也沒料到美國一下子就滑下來了。經濟的東西，今天你有錢，明天你會窮的。蘇聯這麼大，一晚上就沒有了。」世態炎涼，唯文化歷久不衰，但文化認同問題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恢復的。在歐美國家之中，英、法堪稱是文化屆的霸主：「法國亡國幾次，但提到法國文化，法國人的眼睛高得去呢！那種文化的自信和優越感到今天依然存在。即使大英帝國匆匆瓦解，我們也不能否認英國文化上的成就。」
《紅樓夢》成為白先勇帶領莘莘學子作文化尋根的窗口。「《紅樓夢》了不得，這是我們的大成就，彷彿是一部《清明上河圖》，用工筆畫把當時的生活點滴鉅細無遺地畫了下來，吃喝穿用，都記錄得非常精確，是第一流的寫實小說。」金聖華教授稱白先勇「早慧」，大學時期的白先勇年紀輕輕已扛起文化傳播的責任，與幾個朋友合辦《現代文學》，一方面普及西方文學的發展，一方面孕育了不少作家的誕生。他說：「我這一生影響我最大的兩本書，中國文學，一本是《牡丹亭》，一本是《紅樓夢》。剛好對這兩個，我覺得不是無因，我覺得上天好像要我，因為我跟這兩本書結緣那麼深，好像上天要我替這兩本做一些事情的樣子。我們也應該把文化自信要是找回來，沒有理由我們幾千年的成就就這樣付諸東流。」
紅樓夢系列之三
本系列文章：
白先勇：文化認同缺失 教育失策責無旁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