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華盛頓的美國革命在一個沒有前現代歷史背境的社會發生的情況不同，明治維新發生的時候，日本己經有超過1,200年的歷史。有傳承幾十代的天皇制度與實際掌權200、300年的德川幕府，再加上夾雜着神道教，佛教與儒學等的社會思想意識。當時所有這些都在正常的軌道運行，並無出現特別的危機帶來要求改變的壓力。只是江戶灣不期而至的黑船即培里將軍率領的軍隊，為這個後來看是非西方國家最成功的轉型拉開了序幕。
黑船帶來的契機
日本與西方早有接觸，但局限在一個較小的知識圈子內。蘭學，即從荷蘭傳入的有關西方的知識一直被日本知識分子當作類似中國諸子的學問，在日本傳授。如果再加上麵包這種飲食習慣，日本對西方的瞭解與接觸可以說僅此而己。黑船的出現所以在平靜的日本社會引起軒然大波，是因為這是幾百年未見的突發事件，且對奉行鎖國政策的幕府當局帶來不知如何應對的難題。強硬應對？當局知道日本根本無力驅走黑船；接受培里將軍的要求？等於自認奉行多年的鎖國國策馳廢，這對幕府的統治合法性造成衝擊。總之江戶灣的黑船使日本這個有點世外桃園況味的東方國家，從此必須面對由西方國家率先揭櫫的，人類歷史進入現代的轉變。實際上，東方的老大帝國早差不多30年就面對相同的變局。
江戶灣的黑船為日本的現代轉型帶來契機，使日本精英出現意見分歧，尤其是執掌政治權力的精英與作為下層武士的藩士對日本的前景有不同意見。當年日本的管治是典型的封建制度，可以說是多層次多中心的體系。天皇作為日照大帝在人間的裔孫掌握代表統治合法性的日照大帝的祭祀權。天皇的承傳一直受到日人的尊重，所以日本皇室稱萬世一系。從天皇層次說，日本的統治與中國秦代以降的帝制依靠赤裸裸的暴力來取得與維持是大為不同的。但是天皇在很長時間內，大權旁落成為繫而不食的匏瓜。執掌實際權力的是被天皇敕封為征夷大將軍的幕府，而幕府以下還有雖然効忠幕府，但具相當獨立性的大名即類似我國先秦的諸侯。這些大名的獨立性表現在承傳與自己任命的班子。日本這種權力分享的封建制度實行極長的時間，成為日人根深蒂固思想意識的一部分。這對日本後來沒有像很多東方國家般在現代革命中出現形形色色的偉大領袖或國父，可以說是一種文化的支撐。
明治維新引導日本人的思想意識向現代轉型。正如筆者另一篇分析文章所指出，明治志士在實現尊王倒幕後，借助天皇的權威，頒布教育敕語，主導這種轉型。同時以天皇的權威引入西方的制度，殖產興業，使日本向現代轉型。在這些過程中，以薩長藩士為主體的明治志士雖然居功至偉，也主導當時的日本政壇，明治、大正乃至昭和初年，政壇核心從維新三傑（西鄉隆盛、大久保利通與木戶孝允）到九大元老（伊藤博文、山縣有朋、松方正義、大山岩、西鄉從道、黑田清揚、井上馨、桂太郎與西園寺公望） 率皆出自薩摩長州兩藩。但是這些志士在日本文化下沒有人成為獨尊的偉大領袖。他們也沒有建立高人一等的先鋒隊組織。他們雖然位高權重，但全部都可以批評甚至可以罔議。負最高行政權力的日本內閣，早期由元老重臣協商閣揆人選向天皇推薦，由天皇御旨任命。後來議院組成，元老重臣形式上乃向天皇推薦閣揆，但基本上尊重民選議院的議席分布，推薦多數黨黨首為總理大臣候選人。
雖然日本國家一直發揮比美國更大的經濟職能，但是日本的國家權力與經濟組織在利益上（主要指官員的金錢利益） 基本分離。日本主要的經濟組織如被稱為財閥的三井三菱有着很長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德川幕府時代。因為與美國立國於現代的歷史背景不同，日本精英角色轉變有自己的特點，這首先表現在權與利的分途。從而日本精英作角色轉變表現為：欲握天下權的精英向政界發展；欲逐天下利者，向商界分流。在正常情況下，權力不會為主宰者決定誰人的窮達貴賤的。
日本這種權與利的分途之成為可能與日本的文化有關，精英尤其是在權力機關履職的官僚比之大部分非西方國家的掌權精英更自律（權傾一時的大久保據說身後所遺不足以措辦死葬之事） 。也與日本的分權制度有相當關係。日本沒有俗世的偉大領袖與其絕對掌控的無孔不入的先鋒隊，權力有相當的制衡，掌權者難以一手操弄，而自由與論的監督，使日本精英通過國家權力以自利的空間極為狹窄。這樣精英通過自我選擇實現分途，國家權力不淹沒社會其他領域，使這些領域尤其是經濟和文化領域可以吸引足夠的聰明頭腦，有獨立發展的空間。從而國家迅速發展，躋身於列強行列。而二戰後，在美國佔領下，日本被改造為民主自由的國家。基本走上美國相近似的道路。總之日本成為非西方國家唯一在現代成功的例子是明治維新這一現代轉型的關鍵事件，沒有如其他非西方國家的同類事件或革命般，革命者變成壟斷權力，壟斷真理從而口銜天憲，一言而為天下法，絕不能受批評的偉大領袖；革命群體自封為高人一等的先鋒隊進而成為領導核心的政治組織。因此能以全體精英的集體智慧應對挑戰，並取得成功。
國家人格與對人類進步的貢獻
美國精英的現代角色轉變源於其自身的文化背景，在這一意義上說，美國精英的現代角色轉變是內生的。這種內生的角色轉變，使美國精英成為一種上面分析中提到的高效經營者與創新者，推動國家的經濟發展。由這樣的精英主導形成了國家人格，對內把高效經營與創新成就與國人分享。使美國一般民眾付出同樣的努力能取得比外國同行更高的報酬，也就自然有更高的生活水平了。
美國的國家人格在國際層面表現把他們的意念推向世界，即精英轉型為以自己的聰明頭腦創新，惠澤國際社會。它首先改變了國際上行之已久的國家之間依靠武力進行利益分配，那就是國家之間通過戰爭或武力威脅取得他國土地和賠款乃至兼併他國。在被稱為美國世紀的20世紀，美國參加並不同程度地主導三次決定人類命運的世界性決鬥：二次世界大戰與冷戰。由於美國不以戰勝國取得他國土地與利益，甚至慷慨援助失敗的敵國，使國際關係發生了根本的轉變。在美國主導的世界格局下，美國與人為善的對外經濟關係為很多國家，特別是本來非常貧窮的亞洲國家帶來福音，以億計的這些國家實現命運的徹底改變。有些國家精英甚且跟隨美國的同儕實現角色轉變，成為美國為首的先進國家的一員。可以說美國的國家人格內外一致，這與美國精英角色轉變建基於自身文化背境，從而是一種自覺的過程，是一種徹底的轉變。
日本相對而言，其現代發展非內生於其本身的文化，而主要移植自西方的觀念與制度。這些舶來物與日本固有文化承載者日本精英結合而形成的日本國家人格，與西方尤其是美國是有所區別的。在國際事務中，尤其是在它戰敗以前在處理與他國關係時表露的完全是沒有道義極端利己主義。崇尚武力，不惜使用暴力侵奪弱小國家與民族。不僅搶奪他國的資源與財產甚且意圖佔領乃至併吞他國領土。日本的國家人格是內外不一的分裂症候。這表明日本精英的角色轉變有所缺失，自然對人類歷史進步的貢獻不可與美國同日而語。
很明顯，現代社會的本質是腦力社會。在這樣的時代正確的道路只有一條，就是盡可能高效地開發腦力資源。要達到這樣的目的只有以激勵機制讓精英轉變角色使最聰明的頭腦投入經濟文化的創新與經營。這樣激勵機制就是上面所分析的自由平等加上市場經濟，捨此別無他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