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復興帶來的危機，是現實存在的悖論。整個九十年代，國外100多年資本原始積累時期，最黑暗、血腥、恐怖的東西，幾乎濃縮、壓縮在中華大地。十幾年的時間，全面的生態危機、血酬工資制度，道德危機、信仰危機多層面同時爆發。慶幸的是共產黨執政理念與國家機關的強控制能力沒有崩潰，西方近代社會改良實踐也影響着中國的改革與改良；原來中華文明的人文精神與社會主義人道主義思想牽挽着社會滑落的道德線。這促成中國在最短時間穿越原始資本主義的黑幕時代 。
當經濟復興帶來西方印記的文明，當土豪也端端正正打上領帶，當公益與慈善也成了新資產階級的新流行語，中國的新危機又是什麼呢？
中國的官僚資本主義
在九十年代中後期，開始最聳人危聽的不過是某某人有能耐拿到國家經貿部一張批文，單純這張批文的時價已經達上千萬人民幣。但隨着鄧小平逝世，權力開始集中，失去原有制衡，一些不可思議的事情社會上時有傳聞。特別隨着紅三代、官二代、富二代登上中國經濟舞台及局部政治舞台，我認為權力與資本在中國都發生了質的變化。中國的官僚資本主義和金融壟斷資本開始「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大約20年前，聽說某前常委商人兒子開出合作條件最低門檻是單方獲利3000萬。譬如北方某省公安廳主管交通負責人批准某種監管交通智能卡落地，代價是該商人兒子安排此負責人上京到家探訪小敘，「無意」中見到首長，首長只關心某省的治安，聽匯報頗滿意，順便拍照留念，商人兒子與之合作愉快。當然，真正廠家在此單生意獲利甚薄，甚至暫時無利，為的是下步打全國市場，後來常委的商人兒子對此沒興趣了。又是聽說，到15年前，合作形式必須高級專業，最低門檻已經升到一億元。到了後來，胃口與興趣又變了，最典經的是《財經》雜誌和香港《文匯報》2007年前爆料的「魯能事件」，賬面淨資產740億人民幣的山東魯能集團，其92%的股權以37億人民幣被轉給二家不知名的公司，真正的擁有者就是眾所周知的最有勢力的紅色家族。雖然在中央最高層的干預下，魯能740億資產最終又回到國家手裏，但造成的影響無疑是中國當代政壇最醜陋活板劇。今年初，這「中國紙牌屋」的劇作者與導演之一，××系的掌門人，上萬億資產的掌握人，也是充當魯能「白手套」的「北大神童」已經從香港「望北樓」返回大陸配合調查。
腐敗問題愈演愈烈
過去長期以來，在經濟學界和官學界最流行的通俗化政治經濟學的名言：（1）是「把蛋糕做大」，蛋糕大了，按比例分得最小的人也能吃飽；（ 2）在發展中解決問題；（3）用人民幣能解決問題的就是人民內部矛盾。其實社會現實不斷給這些名言打巴掌。為什麼經濟發展，中國逐步復興了，矛盾與危機不是減弱了，而是不斷被強化？ 《21世紀資本論》導言的卷頭提示性引言是引用法國《人權宣言》（1789）第一條：「人生來就是而且始終是自由的，在權利方面一律平等。社會差別只能建立在公益基礎之上。」中國經濟復興和發展，實際上與國際現代社會一樣，「資本主義不自覺地產生了不可控且不可持續的社會不公平。」
改革開放近40年，中國的經濟社會在轉型，官場腐敗模式發展到後來的階段，有幾個明顯特徵：（1）金額巨大，早期數以萬計現在以億計數，十億，千億不計其數；（2）犯案官員數量大；（3）腐敗官員級別愈來愈高；（4）腐敗呈現集團性質。另外，曾經有一個奇怪又不奇怪的現象：市縣級官員抱怨省級官員貪得更多而多平安；省級官員認為根源在上頭，那些更高明的手段或更低級的手段可以貪得更多而且貪念更是無窮大。如果不是十八大所揭露和處理的如薄熙來、周永康、徐才厚、郭伯雄、令計劃這些大老虎，使大家對這些原來道聽途說的事情有深入了解，我們將無法理解習主席悲壯的預言：「最終必然會亡黨亡國。」當然，同時更理解的是習主席充滿英雄主義的誓言：腐敗問題愈演愈烈，必須堅決懲處。
貪腐者掌握資本權力
如果拿中國歷史人物有複雜人性者來做貪枉犯法者的鏡子，非清代和珅莫屬。和珅貧困起家，後仕途風順；初為官清廉，督辦貪案，後利欲熏心，又大興文字獄，野心膨脹，鎮壓起義，控制商賈；曾二次隨駕江南，大權獨攬；更剷除異己，權傾天下；最後太上皇乾隆1799年正月駕崩，新皇嘉慶當月宣布其20條大罪，下旨抄家，有白銀八億兩，相當清政府15年財稅收入。有論者說，中國官員貪污數百萬甚至幾千萬還可理解，因為這數量還可以體現出一些具體的功能，為過豪華奢侈生活，或為下一代積累財富。但數字涉及數十億、百億、千億時，就不是人類理性所能理解，甚至腐敗者自己也不能理解。其實，貪腐者已把職務權力當作自己的資本，也就把犯罪當作經營，他把非法所得當作私有資本不斷積累，他也陷入自設的陷阱。這個陷阱也符合馬克思把資本的積累稱之為「無限積累原則」，即資本權力將不可逆轉地不斷積累，並最終掌握在一小部人手裏。
40年來，市場經濟與私有制，已經成了中國社會的主流意識，它們為鄧小平先富戰略思考的偉大實踐提供了亮麗的成績單。但是，由於近年貧富不均日益嚴重，社會主義平等與均富的要求呼聲愈來愈強烈。為此，城鄉各階層共同富裕的新戰略必須開啟，並且加快節奏與步伐。 （見筆者2012年5月8日文章：〈調整社會分配結構：先富和均富的節奏與平衡〉——獻給十八大，龍年之夢：（四））多年來，我一直呼籲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也必須扶助農工，平均地權，更應該在資本主義高速發展後，適度提出節制資本。同時，也希望中國社會更快進入社會主義中級階段。
（請關注本文的姐妹篇〈香港第三隻眼睛：看中國新秩序（九）——深化改革·防止資本政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