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學者托馬斯．皮凱蒂（Thomas Piketty）專著《21世紀資本論》（中信出版社2014.9出版）中文版自序中說：「數十年來，中國一直在摸索自己的模式，從19世紀至20世紀西方實踐經驗的成敗中汲取教訓，同時立足於本國國情，尋找一條融合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優點的新路。」
毫無疑問，中國40年改革開放是成功的，它從一個貧窮國家發展成為世界第二經濟體，以購買力平價計算，甚至是第一。文革後重建中國經濟新秩序，主要靠改革開放。改革，首先是經濟領域市場化，放開個體私營經濟；開放，是對外引進外資，對內鼓勵扶持民營資本。總之，改革開放就是重視商品經濟，允許市場經濟成分多元混合，國企、外企、民企並存共榮，在共產黨的全國體制統一領導下大膽大力發展資本主義。
時間性的辯證法
改革40年是不短不長的歷史，中國社會發生了巨大變化，這期間除了國內政治的小風波，國際政治的大風雲，在經濟的改革與發展不可避免經歷困難、障礙，更經歷不同階段需要克服的各種危機。
改革開放的歷史可以說充滿時間性的辯證法，套用學術研究的句式：「這種時間性是分散的，充滿了非連續性、分化的結構，以及不同的社會活動領域所固有的停頓。這種有節奏的時間性是由資本主義積累的組合、不均等的活動決定的。」（參見Michel Vakaloulis《後現代資本主義．社會學批判綱要》第一章：〈模糊的現代性〉）中國走的是「社會主義+資本主義」的發展道路，新的經濟形態無可避免與全球化背景下的資本主義現實問題一脈相承、環環相扣。改革開放是中國經濟現代化的方法和途徑，某國外馬克思主義學者說得好，成為現代的意味着成為該世界的一部分，在其中正如馬克思所說：「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雲散了」。這40年，中國社會資本積累、商品形態在市場中不停地擴張，可以說是舊計劃經濟體系的普遍溶劑，並且合法地被作為一種過程出現。這種進程也如馬克思所說的「生產的不斷變革、不停動盪、永遠的不安定和變動」。
改革開放的印跡
「萬元戶」曾是改革開放初期標誌性詞彙，它代表了中國經濟發展的新階段。 1979年2月19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通訊〈依靠辛勤勞動過上富裕生活〉，報導了中國第一個農村萬元戶，廣東中山縣農民黃新文的事蹟和經驗。 1978年黃新文一家八口有三個勞動力，負責管理生產隊桑基魚塘，自建豬場、雞場，屋前屋後和自留地種水果、樹苗，屋內培育蘑菇。總收入10,504元，扣除生產成本後純收入2,873元；1979年純收入超過1萬元。這報導引來社會廣泛關注和轟動，聞名全國。後來，《人民日報》又發表〈像黃新文這樣的萬元戶多了好還是不好？ 〉的述評，引導廣大農民沿着正確的方向勞動致富。
1981年9月7日《河南日報》也報導本省第一個受表彰的農村「萬元戶」蔡林義。30多年後，有記者重訪已故蔡林義的兒子蔡新禮，了解到1979年全村到了實在沒法集體過下去的境地，「那一年，一個人最多分了50斤小麥」，過不下去，才分田到戶。當鄧小平提出「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後，村裏那些農村幹部，復員轉業軍人，能工巧匠及善於經營，敢闖敢干者，各自發展。蔡家當年收穫兩萬斤糧食。九十年代河南農村流行「送出一人，全家脫貧」，外出務工很多人收入也上萬元，現在可以說是家家是「萬元戶」。蔡家的第三代更紛紛走向城市，鄭州大學公共管理學院蔣關華副教授總結：他們的興衰沉浮，表現出農民要想走出一片新天地社會心態，要做有文化懂技術會經營的新型勞動者的決心和信心。並且，通過創業，他們更渴望找到致富模式和路徑。
放寬個體私營經濟
如果說起改革開放的印跡，不能不提起三次被鄧小平點名的「傻子瓜子」年廣久。《鄧小平文選》第三卷註釋第43條這樣解釋：「指安徽省蕪湖市的一家個體戶，他僱工經營，製作和銷售瓜子，稱為『傻子瓜子』，得以致富。」年廣久文革前做小生意販魚，為此1963年因投機倒把罪被判處有期徒刑一年；1966年又因賣板栗當小販被關押20多天。改革開放後，在1987年又以自己貪污自己承包經營的公司的錢這一罪名入獄。（後來脫罪）
鄧小平三次點傻子瓜子的名：（1）鄧小平1980年看到杜潤生的「傻子瓜子」調查，就對個體私營經濟肯定，對「姓社姓資」爭論表示「放一放」和「看一看」。（2）1984年10月22日，鄧小平在中顧委第三次全體會議說，僱工問題不要過份擔心。舉年廣久僱工100多人為例，又說：「讓『傻子瓜子』經營一段，怕什麼？傷害了社會主義嗎？」（3）1992年初，鄧小平南巡中再次談到年廣久，「農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個『傻子瓜子』問題。當時許多人不舒服，說他賺了100萬，主張動他。我說不能動，一動人們就會說政策變了，得不償失。」
1980年、1984年、1992年，這剛好是改革開放的三個重要轉折點。年廣久的命運起承轉合被認為暗合中國個體私營經濟的發展過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