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鄧小平（1904.8.22—1997.2.19）亡故20周年，也是香港主權轉移20周年。北京沒有紀念忌日的集會，卻有涉及香港「一國兩制」的話題，這是政治的常態。
在文革之後的經濟體制改革和香港實行「一國兩制」的決策中，鄧小平扮演了「總設計師」的政治角色。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發行的《鄧小平時代》（以下稱「本書」），有對改革開放、外交政策、1992年南巡講話的解讀，更有對1989年「天安門悲劇」的論述，亦觸及1997年香港特區的設立。這幾件事，是港人較有興趣的話題。
本書的作者傅高義（Ezra Vogel, 1930－），是哈佛大學榮休的政治學名教授。2012年5月中大舉行的中文版發布會，由校長沈祖堯教授主禮；接下去，是前校長金耀基教授主持的講座。
本書有北京的刪節本出版、發行，官方媒體有評介。
哈佛名教授 探尋鄧小平
本書作者為「美國最權威的東亞研究專家之一」（中大請柬的介紹），精通中文和日文，研究當代中國政治超過五十年。對日本亦有深入研究，1979年出版的Japan as Number One（日本第一），不只轟動日本，對美國政界的東北亞外交思維亦有影響。
哈佛的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是美國研究當代中國的重鎮，除了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 1907－1991）和傅高義、孔傑榮（Jerome Alan Cohen, 1930－）之外，還有精研中共黨史的史華茲（Benjamin Isadore Schwartz, 1916－1999）、精研文革史的馬若德（麥克法夸爾Roderick MacFarquhar, 1930－）及梅勒‧谷梅（Merle Goldman, 1931－）、馬思樂（Maurice Meisner, 1931－2012）等，如同《詩經‧大雅‧文王》云：「濟濟多士」。
早在上世紀60年代後期，我就在香港認識本書作者。當時，他和孔傑榮是哈佛大學的年輕教授，有「中國通」之稱。他們常在大學服務中心，查閱研究文獻和訪談，中心在亞皆老街155號，與友聯研究所有借閱圖書、資料的關係。1988年，中心才併入中大；前幾年，改稱為大學研究服務中心。
傅高義和孔傑榮在155號的研究很下工夫，他們的一絲不苟，令人印象深刻。前者研究當代中國政治的第一本書《共產主義制度下的廣東》（1969年出版），就與155號有關。
本書在書店發行前，中大出版社提供一冊「毛書」（或稱「毛本」，印刷完工後的摺樣，無封面、未裝訂），以便趕寫書評。「毛書」讓我有先睹為快之樂。最近，我又翻閱了這本書，加深了印象。
本書不是鄧小平的完整傳記，而是對中國改革開放和鄧小平政治角色的論述，本書的「導言」，題為〈探尋鄧小平〉；中文版序言稱，希望本書「能有助於中國讀者客觀地理解中國的改革開放」。按中共黨史的分期，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是改革開放時期。
本書的研究載體非常豐富，除了北京官方文件和一些解密檔案、高幹回憶錄之外，還有中共黨政界高、中級幹部的訪談錄，高層（高於部長的黨和國家領導人）子女的談話記錄。
改革和六四 重過程描寫
本書二十四章，分為六部分：一、鄧小平的背景和經歷，二、曲折的掌權之路（1969－1977），三、開創鄧小平時代（1978－1980），四、鄧小平時代（1978－1989），五、鄧小平時代的挑戰（1989－1992），六、鄧小平的歷史地位。
前兩個部分，為本書的「序幕」，是鄧小平從「革命」到最高層當權的大輪廓。本書的着墨之處，在於第三至五部分（189－532頁）。
本書論述廣東和福建的對外開放、設立經濟特區的試驗；也觸及萬里和趙紫陽等的農村經濟體制改革（包產到戶）、中共黨內的分歧、陳雲和鄧小平的支持改革（401－409頁）。
在改革開放的決策和施政中，鄧小平扮演極具影響力的角色，是本書的「主調」；同時，比較其他元老如陳雲的意見，分析他們的分歧（413－435頁），亦觸及總書記胡耀邦夾在兩個老人爭論中間（415頁）。
對於城市的經改如國企改革（425－428頁），開放僱工生產及其爭論，只是淡淡幾筆，未全面討論。
本書在論述鄧小平角色時，十分注重「過程」或事件的細節。在論述外交政策和「一國兩制」、天安門悲劇等章，細節描述多於對決策的論析。
例如關於鄧小平的外交決策，有許多與外國政要接觸的描述，卻未詳析鄧和毛澤東關於「戰爭與和平」的觀念差異、睦鄰外交的理論；再如二十一章〈天安門悲劇〉、二十三章〈鄧小平時代的終曲──南巡〉，敘述過程的篇幅很多。這或因為本書是為西方讀者而寫，要讓他們多接觸「過程」，從而了解真相，也可突出鄧小平的個性（如第4頁關於莎莉麥蓮的談話）。
天安門悲劇 迴避了質疑
對於天安門悲劇，作者提到學生失敗的原因，提及「缺少人生歷練」，參與者是「鬆散結合」，留守者「抱着一種幻想」（565頁），是很中肯的分析。對於六四事件，本書寫道：「6月4日的殘酷鎮壓，讓我們所有關心人類福祉的人瞠目結舌」（566頁）；又稱，它是「嚴重的人道災難」（568頁）。
但是，作者迴避了人們的質疑：誰應為流血事件負責？平息學潮的手段，是否有更好的「選項」？本書有技巧地羅列了各方的「假如說」，諸如趙紫陽假如「對學生少一些鼓勵」（568頁），卻未說出鄧小平或其他人是否應承擔「災難」的責任？開槍之前，有胡椒噴霧或水炮的「選項」？
本書以宏觀的視野，在比較改革開放時期「關鍵人物」之下，突出鄧小平扮演的「改革設計師」角色、經濟的高增長，資料豐富，論述偏重於決策、事件的「過程」，是一部值得閱讀的著作。
判斷有時差 譯名有些錯
作者對史事的敘述、判斷，有些錯失。例如，提到1979年1月時，說鄧小平成為「頭號領導人」不久，意即：在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成為「頭號領導人」。
這種判斷有時差。事實是：三中全會排定的政治局常委座次是主席華國鋒，副主席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陳雲、汪東興（紅旗雜誌1979第1期，頁14）；當時，文革並沒有正式結束，中央軍委主席和總理仍是華國鋒（小平是副主席、副總理）。
1980年11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華國鋒不再擔任中共中央主席、軍委主席，分別由胡耀邦、鄧小平代理。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決定，胡耀邦、鄧小平分別任中共中央主席、軍委主席，華擔任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的座次是：胡耀邦、葉劍英、鄧小平、趙紫陽（兼總理）、李先念、陳雲、華國鋒（紅旗雜誌1981年7月第13期，頁2）。全會發表〈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全面否定毛文革（1966—1976）。
鄧小平成為「頭號領導人」應是1980年華國鋒退下之後，他以軍委主席的職權和政治威望統領中共中央。名義上的中共中央主席胡耀邦，並無與職銜相應的職權，主要是負責中央書記處工作；葉劍英年事高、健康欠佳，處於半退休狀態，鄧小平成了大家長。
本書的譯筆流暢，但有些人名錯譯。「丹曾」實為「丹增」（頁743），謝飛（索引，頁817）應是謝非（內文頁598、601是謝非）。他們都是中共政界名人，謝非是中共廣東省委書記，官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人大副委員長，列位於「黨和國家領導人」；丹增曾是西藏、雲南的副省級高官。他們的名字，常見於北京、廣州等地的黨媒。
傅高義說小平 二之一
本文原載信報〈思維漫步〉，作者修改、補充、附表後，授權本網發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