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人云：「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而孔子則自言：「知我者《春秋》，罪我者《春秋》。」作《春秋》而何罪之有？此為千古一大疑情，一大話頭。吾人幼時讀《春秋》《左傳》，而耆年碩學者則告誡曰：少年不宜讀《左傳》，恐因此而誤入歧途。吾輩後生小子，則相譏謂：然則，何以關雲長讀《春秋》，俗世反稱為武聖，美髯公真為《春秋》所誤耶！此亦一大疑情，一大話頭。大可一參。
先民遺產古籍中之有《春秋》、《左傳》、《戰國策》等著作，誠皆為可讀而不可讀之書。可讀者，以其敘述歷史人與事之險阻艱難，情偽得失，波詭雲幻，變化莫測，實為壯觀。其不可讀者，人能觀今鑒古而克己為聖為賢為善者難；人因讀書而有知識，學足雜濟其奸，文足掩飾其過，反而資助於為非為惡者易。由此而知孔子自嘆「罪我者《春秋》」之言，則爽然而盡釋疑情矣。
《三國演義》涵義深遠
泛觀秦漢以後歷經魏、晉而南北朝之歷史人物，慧黠者口說《春秋》大義而陰用《左傳》、《國策》之權謀者，代不乏人，尤其以魏蜀吳之三國局勢，最為顯著。於是初唐之際，而有趙蕤著《長短經》之作，評議古今，昭示正反之旨，其於三國權謀，尤所議論。自此以後，宋、元則誤於理學之清談，以積弱為能事而已。
順沿而至明末，則有李卓吾輩之崛起，攻訐歷史，揭櫫用經用權之談，騷然於學術之林；一變再變，復有馮夢龍等《古今譚概》、《智囊補》等之作，楊慎修《廿五史彈詞》以及明末清初金聖嘆評論說部之談，言賅意長，借詞比事，往往深含夫子微言大義之旨，以示權謀韜略之可用與不可用，以彰善善惡惡之分齊，必須慎思明辨，方能得其圜中。
至若清初毛宗崗批《三國演義》之詞，據稱為金聖嘆同意之作，事實為何，不得而考。但其批語，雖為說部小品，而涵義深遠，足發《左傳》、《國策》謀略之旨要，誠為300年來不可多得之慧解。惜乎歷來被埋沒於《三國演義》本事之外，而為明眼者所忽略，殊為可慨。今由老古文化出版公司特為彙集成為專書，俾世之講謀略者，藉此可發深省，則為幸甚。
本文選編自東方出版社（簡體）： 南懷瑾先生著《中國文化泛言（增訂本）》，後刊於南懷瑾學術研究會微信平台，本社獲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