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光荏苒，但20年前初春那個寒冷冬夜發生的一切，卻始終歷歷在目。
那是1997年2月19日的晚上，在北京的我，在得知鄧小平去世的消息那一刻，除了震驚，更有深深的婉惜：只有四個多月就是香港回歸的大日子，這位為香港決定了一國兩制的設計師，不是一直希望着7月1日那一天，能踏上回到祖國的香港土地上嗎？但是他卻等不及這個日子的到來了。
那是無眠的一夜，當時仍在電視台工作的我和攝影師，整晚在301醫院，還有天安門附近盯着，但心裏卻不期然地涌現出陣陣的不安：沒有了鄧小平的中國，未來改革開放會受到怎樣的影響？即將回歸的香港，一國兩制的落實今後又會否順利呢？
四個月後，我再次去到北京，這次是去報道北京的慶祝香港回歸活動，以上的問題依然在我腦海裏。到了6月30日那歷史性的一天，直到7月1日的清晨，我和同事在天安門廣場上不斷做着現場報道，放眼望去，是不斷燃放的燦爛煙花之下，一張張充滿衷心喜悅的笑臉，還有人群中不時爆發的自豪歡呼聲，人們終於等到了香港擺脫殖民統治的一天。但當我和香港的同事通電話時，他們告訴我，香港整天下着傾盆大雨，還有語氣中那絲絲的忐忑。兩地的天氣的懸殊意味着什麼嗎？
那一晚，我又想起了鄧小平。假如他老人家仍在，他對香港即將開始實行一國兩制，還會作出更多的保證嗎？
摸着石頭過河
直到今天，同樣的問題仍不時浮現在我腦海，原因很簡單：鄧小平說過，一國兩制在全世界都找不到先例，要實踐好這一創舉有如摸着石頭過河。如今20年過去，我們找到這些「石頭」了嗎？
工聯會主席、全國人大代表鄭耀堂公開講過：一國兩制本身就充滿了矛盾，那就是「一國」和「兩制」之間，究竟哪一樣更重要？
這些年來還出現了一種相當諷制的現象：每當社會上就一國兩制該如何實施出現爭議，人們都嘗試從鄧小平的原話中去找答案。北京及建制派一直強調的是，沒有一國，哪來的兩制？而鄧小平正是始終堅持一國原則的人。至於泛民主派，反駁北京只強調一國，少談兩制。
另一個時常引發爭議的問題是：鄧小平所講的一國兩制「50年不變」究竟是什麼「不變」？
對抗中央的擋箭牌
其實常識告訴我們：變幻原是永恒，只有政治幼稚才會把「50年不變」理解成香港97後什麼都不變。無可爭議的是，隨着香港政治及社會氣氛這些年的改變，隨着兩地交往增加，引發不同的政治及社會矛盾，中央政府對港政策的確在不斷調整──從回歸初期很明顯的「無為而治」，到近年的更加「有為」，一再表明「高度自治」不等於「完全自治」，這本身就是一大改變。最近，主管稥港事務的人大委員長張德江便再次重申：一國兩制不能用來作為對抗中央的擋箭牌。
這裏有必要重溫一下鄧小平為何要提出一國兩制？很明顯，這並非鄧小平的憑空想像，而是當年中英談判形式下的產物。30多年前的中國，國力與今天不能同日而語，面對英國提出的「以治權換主權」的咄咄逼人，鄧小平以務實但堅定的態度，為香港的回歸設計了前無古人的一國兩制，但從不放棄對「一國」的堅持，無論中英之間的談判多困難，鄧小平在97年後在香港駐軍這一點從不讓步，因為這是主權的象徵。但務實的鄧小平卻同意駐港部隊實行封閉式管理，軍人只留在軍營裏。
《基本法》是重要基石
那麼，若鄧小平今天仍在，面對今天的香港，他會更寬鬆還是更嚴厲？這已成假設性問題找不到答案。但無論如何，鄧小平堅持「一國」的底線從不含糊。未來的香港，在一國兩制的實踐中，無可避免還會出現種種的問題和矛盾。但正是因為有了一國兩制，香港在過去這20年間，仍然是中國最自由，最國際化的大都會。投資者對香港的完善的法治及金融體系充滿信心，資訊的自由流通更是香港不可多得的優勢，港人享有種種的自由。
有一點可以很清楚的是，無論鄧小平在或不在，北京對「一國」的底線不會改變，香港是中國一部分的事實也不會改變。未來的日子，要令一國兩制繼續成功實施下去，港人和中央都要依賴《基本法》這一基石，去淌過這條不時會水流汌急的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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