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筆者參與香港政策研究中心及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的一項有關香港「幼兒教育與家庭照顧」的調查中，發現父母對於學前兒童康復服務的需求甚殷。調查結果顯示，有14%的家長認為子女需要學前兒童康復服務，卻未有機會接受到該項服務。近日，無論學校的老師，家長或其他持分者，均表示有特殊需要的兒童愈來愈多，而政府及社會投放的資源難應付這方面的需要。
就上述的數字看來，政府理應在特殊教育方面增撥資源、減少輪候時間。若能提早識別有特殊需要的兒童，讓他們能在黃金期內得到適切的服務，對發展上有偏差的兒童有莫大裨益。然而提供評核服務的機構表示：「疑似個案」太多，事實上，被轉介評核的兒童中，僅有約五分之一是「真實」個案。換言之，五分之四皆是「疑似個案」而已。筆者期望透過本文對「疑似個案」太多的現象作出剖析，給大眾提供另外一個思考框架，也希望能突破目前的思考模式，善用政府投放於教育上的資源。
識別與標籤 一線之差
眾所周知，學前階段的兒童正值快速發展的階段，年齡相差兩、三個月的兒童，發展的差異會很明顯。據專家指出，很多所謂專注力失調與過度活躍症（ADHD）以及輕度學習遲緩的兒童，並不容易在學前階段得到正確的評估。而在非兒童友善（Un-childfriendly）的環境中，兒童的自控及專注力未被培育，加上成人對兒童不適當的要求及期望，也會令個別發展中的兒童感到困擾，更加突顯了兒童間的發展差異。例如，要求不足三歲的兒童長時間（超過20分鐘）安坐聽故事、砌圖案、做手工或畫圖畫，就會對年齡較小或專注力發展較遜的兒童造成壓力和困擾。這些孩子未能達到成人的要求時，很可能就會成為那五分之四的「疑似個案」。這究竟是兒童發展上的問題，還是成人期望及所提供的環境，跟兒童發展能力不符而產生問題呢？
在這情況下，這些「疑似個案」的兒童被標籤了。輪候的時間愈長，他們可能被錯誤標籤的時間也會愈長。過往研究發現，成人容易對被標籤者有「特別」的期望，甚或會因應自我的想法而有相應的行為表現（Self-fulfilling prophecy）。例如，對於學習遲緩的兒童，老師會對他們的要求較低，又或是減少給予他們挑戰性的問題。被標籤者也因而被塑造出符合標籤所陳述的行為——正如皮格馬利翁效應一樣（Pygmalion in the Classroom）。此效應是由美國心理學家Robert, Rosenthal（1973）所提出的，他在一所小學進行了一個實驗，列出了一份隨機挑選的學生名單，並對老師及校長說，這批學生具有發展的潛能。實驗結果發現於期末考試中，這幾位學生的成績的確比起其他學生好。筆者深怕被錯誤標籤的兒童會出現皮格馬利翁效應，他們會在課堂或家裏逐漸被塑造出迎合成人期望的行為及表現。這段時間愈長，影響將會愈大。那麼，大量投放資源，提早識別是否就能成功解決問題呢？筆者也正在思考這個問題。個人認為，提早識別固然需要，但那不是治本的方法。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我們未能提供兒童友善的環境讓他們發展，提早識別與提早標籤，其實只差一線！
宜發展個別潛能 忌發掘不逮之處
這個問題的背後，其實蘊含着「教育基本」的理念及我們社會的「兒童觀」。提早評核，提早分辨出「有問題」與「沒有問題」的兒童，然後給予適切的教育需要。這種做法背後隱含的理念是：兒童的發展似乎有一定的軌跡，一定的能力表現，只要偏離此軌跡的，便是「有問題」；納入軌跡的便是「正常」。然而，現實中兒童的成長是十分複雜的。由於遺傳及早期經驗的差別，兒童的發展方向是多元的，而發展的快慢不是均速的，簡單的「二分法」，以虧欠模式（Deficit Mode）看教育，並不能真正解決問題。長久以來，在「虧欠」的教育模式下，成人只看到兒童能力不足的地方，於是成人努力發掘及補足兒童發展的不逮之處，這種做法不單對兒童、家長、老師、甚至整個社會皆造成壓力，也難以培養孩子的自信、創意及學會學習的能力。事實上每個初生的嬰孩，皆有其獨特的能力及潛質，我們應該給予兒童多一些時間和空間，仔細觀察他們，協助他們展現個別的潛能（Strength Building），例如較害羞、內向的兒童，他們或許會留意細節，在操作活動上較專注，較能長時間在同一活動中探索。成人不應老是認為孩子要在眾人面前侃侃而談，能靈活地運用雙語，才是「正常」。其實可欣賞孩子特別之處，給予他們機會，讓他們發展獨有的才能。
相對於亞洲其他國家，香港算是個富足的城市。如何能夠有效率地運用資源，令我們的教育更上一層樓，是特區首長和教育部門面對的挑戰。香港過往有不少「異化」了的教育政策，我們既不能固步自封，也不能持續把新推的政策「異化」。我們投放教育資源時應細想，現時疑似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童，有五分之四或會因標籤效應而造成心理及學習上的影響。這會否令現時及將來投放給這些兒童的資源造成錯配和浪費呢？我們如何確保新推出的政策不會被現時「異化」了的政策影響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