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底至十二月初佔領事件期間，除傳媒的貼身報導外，學術機構與學者進行的民意調查，亦是相當吸引人們視綫的。在分析不同的民意調查結果時，大家都會發覺被訪者意見紛紜，便有一個社會分裂、甚至是撕裂的感覺。其中有一個值得留意的現象，相信大家都會發現的，就是不同年齡組合的群體，在想法上，有如南轅北轍，有人這樣說：「政府只能管理50歲以上的市民……」也有人這樣說：「今天你們加諸我們身上的，到我們當家作主時，便會……」，我開始留意不同年齡的人為什麼會有那麼大的差別，這是否就是我們常掛在口邊的代溝？
大多數不同年齡組合的人有不同意見，是個別偶發事件，還是必然的呢？我今天沒有答案。
有關年齡的三個思考
但我有三個思考點：
一、在王家衞導演的電影《一代宗師》裏，有一段對白大概是這樣：「年青時，我只知自己，長大後我知有天地，今天的我，記掛着眾生。」
二、《論語》中一段說話這樣說：「子曰……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
以上兩段文字可能有一個共通點，是說出有可能不同年齡組合的人，基於不同原因，其思考及着重點與成就都可能有所不同。
三、我記得曾問過一位在南韓留學的學生，他對南韓的大學生常有反政府示威有何想法，他說：「奇怪的是，他們畢業後大多安份守己，不然南韓近年經濟不會有所見的成果……」，我常思考，是否戴不同的帽，便有不同想法。在今天我加入一個元素：「與年齡可能有關？」
施政者應如何回應民意？
說回民意調查，大家是否察覺在十月初、十一月初、十二月初的調查結果也有很大差異？這說明民意是會轉變的。即是說，施政若只按民意，也有一定的風險。問題是：真的有民意代表隨民意轉變而更改自己的投票決定嗎？政府的高官又會按民意轉變而更改政策的執行嗎？
最近在一個政策研究座談會裏聽見其中一位講者大概這樣說：「英國政府知道被派來的港督沒有獲得港人授權執政的基礎，所以為了施政的方便及順暢，組織了很多大大小小的諮詢架構，盡力收集民意，加上投入大量資源做政策可行性研究，施政上的困難是有，但亦算順暢。回歸後，特區政府獲中央授權成立，執政高官往往覺得自己已獲中央授權，只要立法會裏的民意代表支持，施政便沒有困難，所以政府的責任便只是「箍票」。
這番講話令我有些感受，記得在回歸前，有關教育政策，有兩重諮詢架構：教育委員會負責幼稚園、小學、中學的教育政策的諮詢，教育統籌委員會負責專上教育及整體政策的諮詢，這兩個組織我也曾參與其中，不覺得架床叠屋，因各有專注項目，商討亦較仔細，其後局署合併，諮詢架構也二合為一，由於開會次數的限制，及委員事忙，我覺得推出政策前的構思及成熟度有所不足。自從2000年提出教育改革建議，其後有一兩次中期匯報外，教統會與業界的接觸嚴重不足，亦有高官以「權在我手」回應不同意見，可惜。
應讓施政回歸以政策為本
每次施政報告推出前在教育政策被諮詢時，我與一些同工都不嫌其煩地重申兩點：
一、重整及擴大諮詢架構的效能；
二、施政以研究為本。
我甚至記得在一次與特首的會面中，我曾拋磚引玉式的提出：「考慮讓每所大學成立一個政策研究中心，有所分工的與不同政策局掛鈎，讓學者參與政策研究、協助施政。」
這個構思靈感來自內地，內地中、小學的骨幹校長培育，分別由華東師大與北師大負責，各司其職。
又曾經有一次聯同一些同工與當時新任教育局副局長楊先生面談，我也提出一個期盼，就是教局推出新政時要先做研究。
有一些大學同工與我們曾私下提及大學方面比較輕視本土研究，因為爭取國際排名，本土研究沒有加分條件，在誘因缺乏，甚至被排斥下，教育政策的本土研究先天不良，唯有在後天加上一些環境因素。
教育施政的絆腳石
或許政府可以試行一下，研究資助局及大學資助委員會可以考慮撥款，委託不同大學做一些長遠規劃的研究，避免急就章應付式的、偶發性事件式的研究方式，亦使本土研究擔當一定的角色。
假若政府施政及推行新政前有詳盡研究，施政阻力必會減少，成功的機遇率必會增加，最重要的是獲得民心與研究人才。這種學識及能力甚至可以輸出，成為真正的教育樞紐。
《一代宗師》裏有一句對白：「念念不忘，必有迴響」，我與一些朋友自局署合併殺掉教育委員會後，常常與政府中人溝通：「諮詢架構失效是教育施政的絆腳石。」年復年，未知這「念念不忘」，何日才有「迴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