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人為何不關心經濟制度和政策

不要仰望太平山,重新回到獅子山下。

許久不談香港問題了,特別是極少再談香港經濟問題了。因為,十幾年前,在《香港的超級地租》和《回到一九八三年》這兩篇文章中已經說清楚了。說清楚了,會有用嗎?結論很殘酷──沒一點兒用。香港市民極少關心經濟制度和經濟政策。令人震驚的是,全社會的焦點竟然僅僅在於誰會當特首。試想,手機壞了,不換芯片,一根筋地要換手機套。這,能不讓人感慨嗎?

香港的繁榮,源於1971年到1983年的黃金12年。1967年暴動後,港英當局被迫開啟了歷史性的改革,港英當局開始賦予港人部分當家作主的權力,經濟制度和經濟政策的調整極大激發了港人的潛力,香港經濟迅速地崛起,成為四小龍並躋身發達地區行列。歷史證明,好的制度和政策,就能帶來全面的發展和穩定。
可惜,1983年後,港英當局着手部署主權交接後的運作,開始扭曲經濟制度和經濟政策。英國人設計了超級地租和聯繫匯率,開始通過超級泡沫轉移在港形成的巨額財富。香港社會整體上是幼稚和單純的,完全不明白1983年到1997年發生了什麼。所以,在1997年之後,社會開始集體抱怨祖國,特別是到了2017年,這種跡像沒有緩和。

當思維方式走偏後

國家給了香港一系列優惠,不向香港居民收取稅費,中央政府擔負駐軍和外交費用,並大規模提供各種經濟政策的紅利,這難道不算是祖國和祖國人民的愛嗎?但,祖國的愛,更應該是一種父親的愛,那是一種在制度和政策層面的匡正。為什麼不阻止超級地租和檢討匯率呢?34年前不能阻止,20年前呢?20年前不能阻止,今天總應該可以了吧?

如今,普通港人承受着巨大的經濟壓力,當房地產泡沫年復一年地吞噬着人們的夢,除了發泄怒氣,似乎無法再有多的作為。社會缺乏獨立的思想家,無法解讀數十年來的巨變,整個社會沒有能力站在經濟制度和經濟政策的角度審視歷史。多數人能講幾句英語,但生長在畸形的文化環境裏,年長的有封建迷信,年輕的有或多或少的洋迷信。而作為一個國際大都市,定位於國際金融中心,所需要具備的理性和務實,在香港卻顯得是那樣的難能可貴。

當思維方式走偏以後,看待問題的結果會變成怎樣?比如,超級地租、聯繫匯率,這是兩把「殺豬刀」,遺憾的是,部分港人卻認為這是香港制度的「驕傲」。走遍香港,遍訪港人,對於滿地的商機,不乏有頭腦的商人,而傳統的商業經,在香港也已代代相傳,成熟發展。但是,有多少人懂財政呢?有多少人知道香港真實的稅負呢?有多少人認真思考過,為什麼香港彈丸之地,卻能出世界級超級富豪?而又有多少人計算過,英國人這34年從香港轉移走了多少財富?

一個社會的健康發展,與它的心態總是相關的。普通人心裏苦,卻無法傾訴。於是,他們決定換「手機套」。所以,就看到香港近乎滑稽的選戰了。手機壞了,不想換芯片,大家集中精力,拼了命挑選手機套。但手機套,能改變手機的芯片嗎?如果說香港還沒有認清楚問題的根源,內地同胞能否成熟一些呢?內地的專家學者能否幫助香港,做一點有意義的事?比如說,告訴國家,香港的經濟制度是哪裏出了問題,經濟政策是哪裏出了問題,香港應該如何改變這種幾乎荒謬的制度和政策設計?當然,內地的學者和專家也應該想想,內地學香港的超級地租和聯繫匯率意味着什麼。難道,非要挨到不可收拾,才會改弦更張嗎?

重新回到獅子山下

接觸香港這塊土地22年了。在這裏,有各行各業的好朋友,我深切地了解他們的內心世界。鬧哄哄的選舉,很快就會過去。可是,以後呢?超級地租和聯繫匯率要再搞20年嗎?或者,非要將香港搞成中央補貼的老少邊窮地區嗎?今天,在反對派的煽動下,部分港人確實幼稚而單純,有時候甚至顯得有點兒愚昧。
但是,無論如何,香港曾經奮鬥過,曾經輝煌過,只是在後殖民時代的新紀元中,香港目前還未能真正建立起主體性和身份認同。我必須說,香港市民是可以「幼稚」和單純的,因為他們身後有一個強大的祖國。在某種程度上,我不認為港人能夠自己檢討經濟制度和經濟政策,因為終極立法權掌握在國家的立法機構手中。或許,這就是香港市民不關心經濟制度和經濟政策的外在原因吧。

在香港,談經濟問題,變得愈來愈緊張了。說多了,上下左右都不喜歡。好,那就簡單一些。請注意我以下的敘述邏輯:真理在質疑中產生,不許質疑的怎會是真理。不要仰望太平山,重新回到獅子山下。

盧麒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