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商榷：由精英教育到普及教育的教育改革與通識教育
香港教育四十年來由精英制轉普及制，委實問題多多、可以做得更好（期間的幾份教育報告書，似乎都不知「精英制」和「普及制」的深淺，更不明白什麼叫「轉型」）。
教育普及後，秩序、學風和水平保不住，精英制遭破壞、普及不起色，確是現代教育（以致社會）問題，全世界都在找出路。香港十多二十年的教育改革，是試圖回應「社會、知識、經濟、時代」多層自由多元、快速轉化的政經新形態和生態。通識是一個嘗試，成為香港教改的主幹之一。學校教學及知識廣闊多樣混合游離，但欠（四五十年前香港學十九、二十世紀的英式）精英教育的深度高度。
現代教育不可能走精英制的回頭路。要平等又不降水平，邏輯上祇能「精英普及化、普羅精英化」，把普羅變精英，令全體學生一起提升水平。香港曾提出「拔尖補底」，等於「人人平等、人人精英」，但這卻極難，有不少人說不可能（infeasible, unattainable），甚而說有違「教育（優劣）原理」（不分優劣的「平均主義」），祇能口號上合乎「教育（平等）原則」。
面對同樣問題，文革時毛澤東從左翼「勞動份子知識化，知識份子勞動化」進路，打倒知識權威，人人平等、人人直接從生活中提煉知識，但陳義太高，一變假大空，二變「均貧」。現在Trump似要從右翼試行精英主義的回頭路（共和黨要取消教育部，完全開放新自由主義競爭淘汰），為保水平而放棄（降低）平等及公義。
現代社會這個教育普及化、知識平扁化的「變」的大方向是現代世界大勢所趨，不以任何人的意志為轉移。通識是在「知識性質/形態/生態/結構」層面進一步廣闊及多樣化，回應新的社會及政經形態和生態，同樣問題多多，全世界都在摸索，不得要領。現代社會的知識形態與通識教育，問題指涉古今中外千百年，太複雜，不能草率祇及一點、不及其餘。
四商榷：現代社會的知識（及世界）新形態，及其轉捩點
現代社會一般從西方的文藝復興起計。
西方中世紀以「神本」政教合一維持「人的生活和生命及大自然事物現象的HOLISM」，壓抑人的慾望與智能、地位和價值，提供穩定明確同質共識慣性，最終凝煉及昇華為個人與群族的價值觀、美感及存在感、身份認同，要千秋萬世、永恆不變，政教合一體制傾力維持其本身內內外外的山神聖原狀，消滅一切真真假假、大大小小的否定言行思想、個人與群體、組織與力量。
五百年前開始，西方個體解放、回歸和復興古希臘的「人本」文化，社會和教會內外有知識者有較大自由和野心自主檢驗、探索已知和未知。他們放縱自己的智能、好奇與慾望（以致聖性獸性魔性），探頭出既成的文明的BOX之外的世界，把生活和生命及大自然事物現象的HOLISM割切和解構，從HOLISM 的碎片局部進入另一形態的HOLISM及其未知與已知，否定已知及化未知為知，掌握新的自然規律，以及建構以理性為主軸的新社會及政經體制，保護和促進理性智能的持續展。
科學家的單一精準可用的因素及技能，發揮驚天動地的力量，改造整個人類的整個政經社會文化形態與生態，開出整個現代文明。
人類這個文明轉型和歷史轉轍的第一道裂痕突破口，（意外）來自政教合一時的教會經院與皇庭權貴智能圈。統治層的部份知識人為了證明神和聖經的偉大，以生命追尋神學真理和天文自然規律，原意為教會與皇庭服務，但後來新知識和教會舊權威漸漸大有出入，既得利益和當權建制無知自保、視為妖魔鬼怪放毒，異議者與科學跟建制及傳統衝突，「變與不變」雙方敵對鬥爭戰爭，衝突波及教會內外和社會，以至全球。
人類感受、理解及構想世界，表達反應的方式首先是嚎號，之後是歌舞、文字及數字。一種表達方式就是一種世界、一個時代、一種文明；各歷史階段的各種世界、時代及文明並非絕然分割，而是連續不斷而又大同大異，共融互濟又互斥、對立與分合。三五千年來，文字及數字成為人類的主流主軸、帶動嚎號與歌舞的世界，形成「文字文明」。人類活在以「文字文明」為基礎的幾種世界與文明中，個人、群族與體制時而在這個世界與文明中暢游，時而居於一隅、封鎖自閉或反對、抗衡。
五百年來，理性為本的新知識宏觀向宇宙擴展和微觀向核子深入分化，宏觀微觀的知識大量增加、分科及專門化與專業化，社會的科技政經教育的結構和運作也高度分科、專門化與專業化，發揮驚人的物質和精神力量，創出新世界、新社會及政經體制和新人種。知識和其他資源及權力並由西方極少數人的(封建)權貴圈子向外面庶民擴散（產生中產階級），更多人參與科技政經教育，解構與重構西方社會政經各層面。
現代化和現代性由西方向世界每個角落擴散（通過大探險與傳教、商貿旅遊與殖民化、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帝國主義與跨國企業），改造全球的「前現代」漁獵農牧社會。西方以本身的「現代化、現代性」優勢，正面反面主導世界五百年，西方「理性文化」的正面及反面問題課題也成為東方至全球的問題課題（其中之一是現代新的「知識的形態與生態」）。
五商榷：藝術/宗教/哲學/文學vs科學/數學vs訊息化/AI
人的生活和生命及大自然和事物現象是一個個HOLISM。人類以感性思維（音影歌舞/藝術）和理性思維（科學/數學）代表、仿造人的生活和生命及大自然和事物現象的HOLISM。音影歌舞/藝術（音樂及表演）的感性思維以holistic方式（整全、不可分割、不可取代、不可交換）仿造生活和生命及大自然和事物現象的HOLISM。科學/數學的理性思維以局部方式將HOLISM分割、更替和重新組合，重整而成的生活和生命及大自然和事物現象HOLISM可分割、局部可取代、可交換，從而可以由人操控，達到「人」主觀預設的目的；機械化與磁電化使科學/科技「為人類服務」的效率倍計提高。
音影歌舞/藝術和各門科學科技(以至政經社會科學)知識祇不過是人類的「人造概念」及其系統。人類藉分門別類的「人造概念」及其系統仿造人的生活和生命及大自然和事物現象的HOLISM，形成各家各門各派的「人造真實」。「真」與「仿」之間必有大量「質失」(qualitative loss/fidelity loss/data loss)。
同為人造HOLISM的仿真品，科學與宗教可分、不可割；科學與宗教分際之後各有系統性，或局部可貫通、但永不能全面兌換；兩者同樣各有各的大量「質失」、甩漏。這種混沌關係永續不變，絕不可等同、順遂抵彼岸。科學與宗教之間，祇能「跳躍」，不能「過渡」。各種仿造holism與真實的學問體系，越成熱完整的體系越不能「過渡」，祇能「跳躍」轉型轉軌。不論「跳躍」與「過渡」都需接受各體系之間的「質失」(qualitative loss/fidelity loss/data loss)，「跳躍」或「過渡」的「質失」多或少，是歷史的「天問」。
「前現代」和「現代」人類突破及接受人的限局的方式和後果，大有不同。
「前現代」人類主要以音影歌舞/藝術的感性思維與慾望、記憶及想像突破人的局限，促進文化/文明進展，但也想像、承認及接受人的限局（宗教的「神本」，反「人本/人文」），在「虛」（意識理念美學）與「實」（權力利益生死）層面抑制人的思維與慾望、記憶及想像（敬畏神、空無、無無）。促進文化/文明進展和抑制人的思維與慾望、記憶及想像，都是從正而反、從反而正使人融入天地初開的HOLISM。促進和抑制都是系統化、體制化及建制化，形成結構性集體慣性，維持秩序及踐行義理道德，讓個人及群族在政經社會現實的紛擾中隱世或入世安身立命。
「現代」人類主要以科學/數學的理性（邏輯）思維與慾望、記憶及想像突破人的局限，促進文化/文明進展，但科學/數學的理性（邏輯）思維是ever-open-end，本身沒內在的承認人的限局的機制（科學/數學祇「暫時」接受暫時的局限），要靠外在的宗教的「神本」終極規限。現代五百年來，宗教及教會權力威嚴下降、科學上升，曾經一度由藝術與音樂、哲學和文學取代部份的宗教功能，但二十世紀上半葉，科學和科學方法變成全球文明霸權，不但無自制地「自主」（autonomous）單方片面決定政經社會的結構與運作，還主導價值觀和世界觀，「自把自為」（by himself, for himself），play god。
「真」與「仿」之間的差異，人類致力盡量收窄和縮小，但差異永不消失（人類也致力產生更多），人類必須認識和接受、但常拒絕認識和接受。中西的優劣強弱高低，可能不取決於誰比誰更「能」做什麼、懂什麼，而在於誰較（及時）自覺「不能」做什麼、不懂什麼，可以較好處理「接受」與「不接受」之間的游離狀態。
五百年來，西方（英美與歐陸）幾經人類歷史常見的失誤而能主導現代世界，在於危時較自覺、理性及自制「接受」與「不接受」人類局限。東方社會（伊斯蘭世界及東亞儒家圈）一方面（方法上和本質上）不滿、一方面（方法上和本質上）迷信現代文明，分不清、不接受現代（理性）割裂式生活和生命及大自然和事物現象，誤作「前現代」傳統世界的（感性）HOLISM意識與知識，分不清、不接受「真」與「仿」之間的永續差異與「質失」，把兩者等同。百多年來，不少較有份量的古文明/社會在現代化轉型的不歷史關口，「返祖」（atavism）回宗教HOLISM「本體」（ONTOLOGY），全民自毁式傾力貫通科學/科技與宗教HOLISM（或自創、新創意識形態類宗教），以「宗教/類宗教」為主體、以科學/科技及經濟與軍事工具，造成大成就及大災難。
二十世紀與二十一世紀之交，全球迅速電子化、數碼化及訊息化、電腦化，生活和自然現象的混沌HOLISM被極微細0與1二分法，再極大量集成、極高速運作，重組成人造（機械性）HOLISM及「人造真實」。「現象」（phenomenon）的HOLISM經極致數碼化（digitalization）而變成「符號」（symbolism）的HOLISM，「符號」（symbolism）的HOLISM在數碼化層面由訊息（information）調控，從而控制「現象」的HOLISM。人類藉生物蠻力的「物理控制」（physical control）/「強力控制」（coercion）之外，也藉訊息而「訊息控制」（information control / cybernetics）。
人工智能（AI）大量減低「真」與「仿」之間的「質失」。藉着訊息化、電腦化，AI可以「自造」「現象」的HOLISM和控制「符號」的HOLISM，「機械」趨近「生物」。AI的「真」與「仿」之間的「質失」大幅降低，但永不能完全消失，尚餘的「質失」卻失現實上的關切性（relevancy）。在特定處環中，AI之長可以找到、進入人腦的經驗及文化盲點誤區，超越（「贏」）人腦的決策質素；進而仿照、模擬人的思維方式、經驗模式與學習方式，在特定處環中，「能力」上超越「人」。
人工智能（AlphaGo）可以借助海量和高速之長補「質失」之短，誤導世人以為「質失」已完全消除，以為AI可以、已由「量變」完成「質變」。AI 運作方式可以積「小對」而「大對」，也可以積「小錯」而成「大錯」。這個由「量變」（虛擬）完成「質變」的方式，可能正是中國五千年單元單核心文化生命分合的不變模式。毛澤東要用這方式改造中國文化，大失敗；鄧小平反毛澤東之道，卻成功踐行「中體西用」，開啟新一輪的「量變質不變」嘗試；江澤民和朱鎔基接駁美國和世界、擴大「量變質不變」，不自覺上了軌道；習近平自覺接力，軌道由中國鋪到全世界（「一帶一路」），開始「（中國）質改變（世界）」。
極大量、極快速訊息化、電腦化的現代運作方式，可以積「小對」而「大對」、也可以積「小錯」而成「大錯」的問題，在人工智能（AI）及基因學（genetics）尤其嚴峻。
當今自由社會與開放時代大變局中，人工智能（AI）為個人、群族及體制/建制如何（及時、正確）知變應變、如何變與不變、如何自由自制、自處自強，提出新問題、課題與主題。
六商榷：知識分科割裂遺害深廣，乞靈於通識教育與人文學科
文藝復興時，通才精英當道。「文藝復興人」（Renaissance man）指文理各科兼通的精英。工業化後，通才精英漸被專業精英取代。二十世紀下半頁，知識的形態與生態趨向極度微細、精準、狹窄，教育的主要功能與責任是培育人力資源，也趨向極度微細、精準、狹窄。
現代文明的理性、科學與機械發揮驚天動地的力量，迫使整個人類的整個政經社會文化形態與生態向其允許的方向及形態發展，造福人類；但理性、科學與機械的單一精準可用的因素及技能以片面性融入、改造全人類，也遺禍不淺。二十世紀兩次大戰，是現代理性、科學與機械的單一精準可用的因素及技能結合（德國及日本）「前現代」的傳統政經社會及文化HOLISM，片面性（「工具理性」）的史無前例的威力為無限單元專制極權所用，產生全面的人類災難。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西方痛定思痛，興起反思「現代化、現代性」弊端，其中之一是理性知識與專科專業的極度微細分割與狹窄精準，各種知識之間、各專科之間難溝通。
現實的社會政經教育問題與課題要多方多科綜合診治，但分科專業活在各自的BOX中，各自為政，溝通不了，遑論協作診治。分科專業化的社會政經教育的結構和運作，「專業常態」是把生活和生命及大自然和事物現象的HOLISM按本身的法則高度分割分科，產生大量空罅甩漏，做不了事，出事還可以不必負責（也不懂負責）。純從操作而言，分科專業化的單一狹窄因素凌駕其他因素和總體，「時令霸權」以偏概全，局部等同全體，乖離現實和常識，常左支右拙，因小失大、因大失小，反反覆覆虛耗資源，收效不彰，甚而惡化，出問題and/or檢討卻又不知底裡。
在個人及群族層面，由教育到工作，生活和生命（按理性利益）極度微細分割與狹窄精準；「人」被功能性分割，變成片面的「單維度（one-dimensional）人」，不再是一個HOLISM，不再是一個整全的人。教育失其原生（primordial）本意旨趣。
六七十年來，由CP Snow的“Two Cultures”開始討論感性思維（藝術）和理性思維（科學）之間兩種文化及人員的鴻溝，擴大到各科之間（以至整個知識生態）的分崩離折。由歐美到香港和中國，都在找尋出路；起初是要打通「文理」界線，近三四十年擴大範圍到全部分科，要貫通（全部）各科的脈絡。
「通識」作為各種科目之間的獨立科目，不能祇有負面的目的與旨趣，要有自己獨立的正面目的與旨趣、方法與領域。「通識」由生活出發、由生活到整全（holistic）知識和人生，與戰後藉「人本」思潮而興起的「人文學科」（humanities）若合符節，或可合稱「人文通識」。「通識」與「人文學科」有文學藝術的活生生現實、感性與想像，沒虛構作假；有社會科學的跨文化及國界及政經機構現實、「類科學」實證方法，沒分割窄狹分科，有自然科學的正反並行共存（parallel anti-thesis）與互動否定、開放結論（open-ended）、實證方法及理性邏輯，沒分割分科、機械化；有宗教的道德倫理，沒有宗教的特定專一信仰的無限封閉體；有哲學的意識思想思辨終極關懷，沒既成門派的自成深遠、自閉小世界。
原刊於信報月刊2月號，獲作者授權發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