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圖片：龍應台在香港大學演講，問有沒有人懂唱《我的祖國》（演講片段截圖）
60年前一個傍晚，我和全村一早携著凳子、擁去操場，等待抗美援朝電影《上甘嶺》。臨時豎起的兩木桿之間的（白布）銀幕上，一小隊最平凡的英雄在坑道上奮戰犧牲（好像有一幕是一個士兵用胸膛擋塞碉堡的砲口），片尾是美麗河山伴著郭蘭英的《我的祖國》舒展。
又一次，一群孩子浸淫在音樂的 holistic 世界，受文字的洗禮，更堅定「做人要做怎樣的人」。《我的祖國》成為我一生的歌。
《我的祖國》的際遇
音樂是立體幅射性的holism，乘載如氣如流的感情意識；文字是線性網絡，乘載較片面化、功能化的知識理念。《我的祖國》以藝術形式提煉了解放前和初期感情融通理念的「中國想像」的完美韻味。六十年來，「中國」和中國黨政軍在大陸、港台和海外及國際，由感情意識到知識理念、由實質內容到形式形象，變了幾次天。在大陸，《上甘嶺》導演沙蒙和歌曲本身被批被禁，由天堂跌下煉獄；反而，《我的祖國》在殖民地香港一直持續自由流傳，與內外幾重環境自由凝聚各種感情及與理念，一脈相承轉化。
一首歌有她的生命，她的際遇也是人和社會的際遇。《我的祖國》在香港自由流傳，由社會／市場個人自由選擇，折射「我的香港」與「我的祖國」的不同歷史路向、發展階段及人文差距這三重意義。我與這首歌由大陸到香港，穿越百多年中國在古今世界、香港在中外世界的上下求索與折騰，於今不止。
（中國）共產黨給我一個可能是人類最美好的童年，「現實=理想／理想=現實」、「宇宙=一人／一人=宇宙」渾融冥合心氣一元無邊。懵懵懂懂經歷57年反右、58年「金門砲戰」和人民公社飯堂大躍進土法煉鋼饑荒，1960年我十歲來香港，發覺這裡「不是人活著的地方」。
60年代初香港，日常完全沒人和你談人生、意義、理想、國家、社會、世界，「政治」是不自覺的禁忌（70年初在港大，「政治」二字是自覺的禁忌，但講Politics）。香港和外面世界對流互通，內內外外言論訊息和思想卻完全自由，人和人沒大陸的顧忌和禁忌。在庶民「政治冷感」冰封下，香港淤積百多年來的人文思潮――中國和西方文明碰撞的新舊血淚情仇、中國人各群族在各歷史關口的恩恩怨怨，大家擠在一起，交織成活生生的「深淺層次矛盾與問題課題命題主題」，但人人埋在心底深處，不覺人文觀念與行為標準的流沙大挪移。
50年代國共兩政府在香港以地下組織在地上繼續「內戰」餘波，親台灣的右派人多勢眾，採攻勢、被粹平。五、六十年代之交十年，雙方改為文鬥，地下黨對地下黨、工會對工會、商會對商會、報紙期刊書籍對報紙期刊書籍、診所對診所、學校對學校、銀行對銀行、電影對電影、音樂戲曲表演藝術對音樂戲曲表演藝術、書局對書局、交通運輸網絡對交通運輸網絡、百貨公司對百貨公司、酒樓對酒樓、街坊會對街坊會、同鄉會對同鄉會、鄉事會對鄉事會，雙方配套「對口對稱」，「兩個香港」有秩和平競爭。
雙方都正派嚴肅（相對頹靡墮落歐風美雨），同是認真談政治、哲學、歷史和人生、意義、政治、理想、國家、社會、世界，但取向相反，暗中軟功互相否定、爭取人心。
左派和右派的多層組織正規而龐大，人多、資源多，但囿於紀律及官僚體制、教條和八股，雖反覆極力「面對現實、回應現實」，也不脱唯上意、唯權威、唯陳腔濫調，收效不成比例。
左右派以外
獨立於左派右派組織之外的，是一些右派南下文人及敗軍兵將，他們秉承五四運動精神，辦刊物和搞活動，真心崇尚和踐行自由民主清廉心願，有較大自由自主感應時代和社會脈搏，鬆散形成一股微細、但影響深遠的政治思潮及文化群族（迄今難以命名），其中有些是美國支持「第三勢力」（反共反蔣，效忠台灣的自由中國），主要是友聯機構和《中國學生周報》。他們沒有正式組織，但同聲同氣，在中西方歷史文化和現實地緣政治撞擊的大時代漂浮，自由自主上天下地滑翔，反而發揮細水長流的作用，影響、引領和造就香港幾代青年的成長。
從這個左中右各自認同一個中國、和平競爭氛圍中，一些戰後新生代青年及學生，自發結成幾百個非法組織的「文社」，多數十來個人，最多也祇是百人計。他們是「不甘心、少不更事、正派、深思」的香港異類，用零用錢買書讀書討論寫文章投稿出油印刊物和搞研討會生活營及義工營，在一片四顧茫茫無可為的無奈窒息中本能恣意而為，產生十年左右的「文社潮」。
這股多元思潮和群族緬懷辛亥革命和五四政治和文化運動，「離地」繼續活在那世界和胡思亂想沒可能的將來。經幾代承和轉化，他們大方向順應、接駁世界和歷史潮流，凝聚「百年香港」一股自由自主自發人文命脈，成為香港五十多年來的主流社會思潮，無縫連接中國與香港與世界。
由小學升上中學，我和幾個小學朋友組織了一個「春蕊文社」。我們知道左派右派敵對相反，但不介意，買《中國學生周報》和《蕉風》、也買《青年樂園》和《海洋文藝》，參加兩邊活動，投稿《星島日報》、《華僑日報》和《文匯報》、《大公報》。中共為了在香港統戰，遷就香港的落後，容許左派繼續在香港印行大陸已禁的五四文學作品和解放前及初期的影音作品。我在彌敦道左派的「學生書店」發現《我的祖國》和四五十年代左翼歌曲唱片，都是在大陸被時代和社會淘汰的毒草，我買了一大堆回家學唱，為了學而買了一台三呎多的坐枱 Crown 唱機，自己抬回家。
六七年左派暴動之前，幾百間文社約五分四是文學和文化路線為主，五分一以思想政治時事或社會服務路線為主。政治取向上，「左派」（認同中華人民共和國）約五分一，親台灣的「右派」（認同中華民國／自由中國）不足五分一，五分三以上是中立、獨立的「自由派」（主要受《中國學生周報》的影響，一都份認同理想中的「民主中國／文化中國」）。文社界政治明顯三分，相同的則是多數不聽不唱歐西流行曲，親台灣的「右派」和「自由派」唱49年前的右翼的歌曲（主要是抗戰歌和民歌），「左派」（親北京）也不唱大陸的「毒草」。我偏愛左右都「政治不正確」的《我的祖國》，在文社的生活營唱了起來。一條大河的大地風情為自由民主富強概念添上實體感，空中「文化中國」落地。
六七暴動「撕裂」香港，「左派」脫離香港主流社會，自成高精尖純激進一「國」，以「超現代」的文革式社會主義反英反殖反帝反香港。香港主流社會不論階層聞「左派」色變。我仍在文社生活營唱《我的祖國》，有些營友大感不滿不解，我寫了一篇短文在《盤古》解釋我愛的是「史地文化、未來理想中國」。
六七後的變化
六七左派暴動後，效忠北京的左派萎靡不振，空出思想及社會運動空間與歷史軌硛。客觀上，暴動震撼人心、喚醒香港社會，文社的文學與文化路線式微，文化思想政治和時事社會事務成為主流，多數漸由「中國關懷」而「香港關懷」，《盤古》由「文化、自由民主中國」認同轉向認同（文革／四人幫）中國，成為奇特例外。學生／社會運動的一個轉捩點是幾個受《中國學生周報》影響的文社中人進入香港大學後先奪《學苑》的權、再奪學生會幹事會的權，成為運動基地。
69年伍華書院的「五四50周年：中國往何處去」紀念會（出了特刊），討論怎樣「愛國」，「國」應是怎樣的和怎樣運作、怎樣由現在抵達那個「國」及要做些什麼，主調是傳承五四運動的民主自由救國救民的理想，但都知講不出途徑和方法。之後幾年，戰後新生代把同樣問題和思緒應用於香港，探討「香港」應是怎樣的和怎樣運作、現在要做些什麼，主調是傳承「第三勢力」的民主自由救國救民的理想，有較實在的途徑和方法。《我的祖國》流行於少數「非親北京左派」的文社中人，花果飄零恍惚滿遍中原大地根靈再根。
六七暴動失敗後幾年，親北京左派偃旗息鼓；文社式微後轉型的自由民主「右派」聯合西方輸入的新左派和本土的「社會派」聯成「非共」一線，填補了思想和社會運動真空，分分合合發起中文運動、保釣運動、反貧污捉葛柏運動和社會政經改革運動，反資本主義／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唱的是《We Shall Overcome》（美加保釣運動據說很流行《我的祖國》）。與中英（政府）互為不存在的「嬰皃潮」港人，以《我的祖國》和《We Shall Overcome》自創一個精神國族家園。香港與中國、與世界，由歷史聯繫及民主自由價值連在一起；過去四五十年香港社會運動的動力和中港關係，以及迄今泛民的自由民主和本土，可追溯到這源頭。
六七年後經過幾年沉寂和整修，效忠北京的左派在學界重新出發，突破口是71年香港大學學生會的正式「中國參觀訪問團」。一個月的大江南北參觀學習後，二三十個青蔥少年帶回一個和香港人二十多年隔絕的活生生「中國」，衝擊絕然不同的刻板印象。港大幾場圖文並茂的匯報，純真誠懇、情理洋溢，震撼大學和中學及社會，當時公開發售的《學苑》出特刊要加印，我們四出批撥送報。
趁著這個新形勢，親北京左派的青年及學界勢力迅速壯大，91年林彪事件也得頂住。校外龐大正規組織和校內半自發自由組織横掃學界，全面奪取港大中大等院校各級學生組織及聯校組熾（如學聯）領導權，抗衡自由民主派、新左派和「社會派」，反對中文運動、保釣運動、反貧污捉葛柏運動和社會政經改革運動，視這些運動為「香港本位」，宣稱在香港反資本主義／殖民主義／帝國主義是被歐美和蘇聯（修正主義）利用來挑難中國（留下香港殖民地），要令中國外交難堪。他們「中國本位」，像清末華夷之辨時的「國粹主義者」，被戲稱為「國粹派」，推行的「認中關社」，「認識中國」先行、主導和壓倒「關注香港社會」。
我與《我的祖國》
「國粹派」緊跟、支持四人幫的中國，但《我的祖國》和其他「在香港是進步、在大陸是落後」的文革前的歌曲重新被他們重用，和《大海航行靠舵手》等文革歌曲同等地位，成為愛國教育歌曲，出了幾版寸來厚的歌集。我算是港大「社會派」（何俊仁的自傳把我列為「國粹派」），主要是創辦青年文學獎，以及搞《學苑》（特刊的「祖國行」三字是我寫的）和學聯保釣中學生組（陳毓祥組長，我任副組長）。這些場合我都會唱《我的祖國》、《南泥灣》、《洪湖水浪打浪》和《歌唱祖國》等文革前歌曲和《大海航行靠舵手》等文革歌曲。和「國粹派」同學一起唱時，音樂如氣如流融化爭議分歧，各有各的生命苦戀和滿足，又可以一起嘲諷「香港節」，以及抗衡歐西流行曲和粵語流行曲。
毛澤東逝世和四人幫被捉被審和鄧小平復出世紀大翻案大走資後，學界「國粹派」和香港社會整個左派陣營迅速退熱，高潮時的重點組織之一的「國事學會」似不再一面倒聽指令，「認中關社」繼續，但對中國和香港的立場、取態和內容自由自發得多。《我的祖國》等「愛國歌曲」繼續流行，但強烈的狹義政治色彩消褪，甚至可以流出到社會（左派／混合）職場。
「國粹派」和「社會派」的兩個「香港觀」和「中國觀」和「世界觀」，由學界到媒界到社會全面、層層分裂，格鬥了差不多十年。專上學界關注、介入者其實寥寥，「國粹派」大概上千人，「社會派」約一、二百人，合起來約專上學生的十分一，由始至終都稱不上「火熱年代」。
跟著是八十年代的九七前途和中英談判和基本法草擬，「我的祖國」又一次衝擊香港，帶來百年大變局，初期全港如臨末日，港元股市樓市大跌，「祖國」不是「我的」，後「愛國」陣營重整隊伍，香港再次分裂，約五十萬人移民；89年六四悲劇慘案後又一波移民。我在香港電台一個專訪節目用《我的祖國》，忍不住反諷的哽咽淚水。
港大學生會和其他大學一樣，那十多年間親中派和民主派交替主政，在香港政治現實困境和「一國兩制」陰影下，仍零星唱《我的祖國》，但各有懷抱，民主派重複六十年代情懷寄望，親中重複七十年代情懷寄望。
再過10多年，《我的祖國》因九七香港回歸和九九澳門回歸而再流行，開始成為官方／左派／親中／建制大小場合「官方」必備。「四姨太」一唱成為港澳社會大新聞。薄熙來「唱紅打黑」之前，《我的祖國》已成有實無名的「紅歌」。
二三十年來，《我的祖國》成為我們四十多年前「敵友」相聚唱K、生日、結婚紀念和「登陸」的歌。半年前，我在香港電台「講東講西」節目和岑逸飛對談，配《我的祖國》，不是郭蘭英唱，完全不是味道。
思緒翻騰
10月7日晚港大龍應台的演講，問有沒有人懂唱「紅歌」《我的祖國》時，我60年的思緒翻騰，又見台下零零落落，嘩笑取樂的人多，自知五音不全，竟按捺不住、舉手站起來叫出來；她大喜過望，叫著我，我真的加一把聲，拉抬一下，「一條大河、波浪寬」，一句二句，跟著好像很多人一起唱（其實千人中百來人吧，包括坐同一行的「國粹派」楊伯成和朱裕倫），唱了十句左右，李兆基堂爆發香港才會有的、多元矛盾複雜交叉的哄鬧。12月14日香港電台播出剪輯錄像，引發內地和香港網上與網下很大熱議爭吵迴盪，繼續多元矛盾複雜交叉哄鬧，但重點多數糾纏於小家氣的「你／我」認同。
對我而言，《我的祖國》除了個人與群族的認同關係、思想感情和政治意識形態，還有著「香港與中國與世界」多層顯而易見的大歷史意義，以及更深遠厚重的延伸思考玩味。
50年代中期，中國開始勝利沖昏頭腦，「馬上得天下」沒「下馬治天下」，打勝仗停不了似的，啟動 Oriental Imagination 升級版，目標一級一級唯心主觀無限擴大，全面鋪開一個人類前所未有的「中國and／or世界改造工程」，史無前例的集中權力單元單向單邊單軌激進化、極端化，沿途清除一切阻礙，滅絕、同化他者異己對立面。
《我的祖國》經歷了抗日、解放戰爭和抗美援朝浴血苦戰，仍緊抱一個和平理性溫情正義的「祖國觀／理想祖國／祖國想像」，原創者、音樂和文字和歌者凝煉出一個你我、敵友、是非矛盾統一的「和平共存」理想世界（這種無原則、失立場的「調和主義」應是導演沙蒙的罪狀之一）。
乾坤獨斷那二十年，毛澤東幾經內部助力和挫抑，人兼神職，越挫越勇越大發力，反覆折騰，由反右到大進到文革，陷進一個比一個更大的「東方HOLISM文化現代化陷阱」。中共全黨和中國全國內外無數人給捲進狂潮漩渦，自動自覺投身，攀比積極，瞬息變天堂與地獄的英雄與狗雄，人神獸難分(開放改革初那十年，不斷有人問為什麼那樣子，迄今還不知，如今不再知）。
相反，《我的祖國》（一如文革的「四舊」）在香港自由流傳，由個人自由選擇和判斷，反而順遂流傳。在香港，這不單是對一首歌「放任自由」，而是政府和社會對一個人的人身和財產、思想和感情的尊重和保護，是個人、群體和社會各自的神聖自由和權利。《我的祖國》在中港的際遇，顯見兩種社會、兩種政經人文生態、兩種世界和兩種文化形態，以及個人、群體與國族在其中的遭遇。
原刊於明報，獲作者授權刊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