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國兩代女記者的良心

 

一直想寫一篇關於戈揚和高瑜的文章。手上的這張照片，是十年前和高瑜在紐約一起去安養院探望戈揚時留下的。如今戈揚已經離開了這個世界，高瑜則失去了自由，代表共和國兩代女記者的良心就此湮滅了。

 

和戈揚、高瑜的相識是在1988年的春天。經歷了胡耀邦被逼下台、反自由化的一陣寒流後，各地的自由派名流第一次在北京聚會。這是北京《新觀察》雜志和上海《文匯報》聯合舉辦的紀念「五四」座談會。會議主辦方指名上海市委宣傳部老部長王元化、剛下台的前部長潘維明和我三人務必出席。會場內氣氛活躍，發言者個個情緒激昂；會場外春意盎然，舊識新交你來我往。新交中給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戈揚和高瑜。

 

 

戈揚是《新觀察》主編，開會前一天就到元化先生下榻的酒店來拜訪他。此時，我正在元化的房間裏陪他聊天。72歲的戈揚老太太容貌端莊，步履輕盈，性格開朗，操一口帶有蘇北口音的普通話。看上去要比實際年齡年輕得多，讓人真不敢相信她曾被打成右派，經歷了22年的苦難。元化向我介紹戈揚，聽到她的大名頓時肅然起敬。戈揚是一位老革命，早在1930年代就參加了共產黨。在抗戰初期的重慶，她和鄧穎超一起在宋慶齡的「 新生活婦女指導委員會」工作，兩人成為摯友。皖南事變後，鄧穎超介紹戈揚去新四軍做戰地記者，先後擔任新四軍新華分社社長、新華社華東總社副總編輯和上海分社社長。當年才華橫溢的戈揚、楊剛、浦熙修和彭子岡被黨內稱為新聞界「四大花旦」，是中共第一代女記者中的佼佼者。1957年的反右運動中，這「四大花旦」無一幸免都被打成右派。正直敢言的戈揚因堅持新聞自由而被開除黨籍，帶着三個年幼的兒女流放到北大荒（中國最北部地區）。直到1978年才復出擔任復刊的《新觀察》主編。這本該雜志很快成為自由派知識分子的言論重地。鄧潁超也恢復了和她的交往，叮囑她每星期要去中南海相聚。

 

 

那次見面相談甚歡，老太太再三叮囑我回去後要為《新觀察》撰稿。我第一次給她的文章排出清樣、還未及發表，「六四」學潮就爆發了，《新觀察》再次停刊。說來我的命運還和她有點關系。正是戈揚的《新觀察》和上海《世界經濟導報》聯合舉行了「紀念胡耀邦座談會」，當《導報》刊登座談會發言時，被江澤民下令停刊整頓。我領導的市委宣傳部研究室公開聲明支持《導報》，後來成為我被整肅的主要罪名。此後，我和戈揚各自亡命天涯。1994年到香港後才知道她的下落。原來「六四」發生時，戈揚正在美國訪問，聽到軍隊開槍鎮壓學生的消息後，她宣布退黨說：「我當年參加的共產黨，不是現在的這個黨。我要和這個鎮壓人民的黨決裂。」此後她就定居美國，成為流亡者群體中的一員，在異邦度過了生命的最後20年。

 

1999年夏，我去紐約休假，友人林保華先生陪我去探訪住在法拉盛的戈揚。劫後重逢，不勝唏噓，距離上次見面已經11年過去了。儘管聽說她在美國的流亡生活十分艱難，但老太太依然像當年那樣樂觀自信、神采飛揚。我們各自講述了這些年的經歷。戈揚留在美國後，最初經陸鏗介紹住進了洛杉磯的西來寺。那也是我曾經的居停之所，我們都曾受惠於陸大哥和星雲大師。後來她到了紐約，想去普林斯頓的「中國學社」。不料被主事的劉賓雁一口回絕：「我們是學術機構，不是養老院」。自尊自強的戈揚掉頭而去，走上自立之路。為了生活，這位80歲的老人開始一個單字一個單字地學英語，依靠微薄的稿費和救濟金生活。我們見面的時候，她正在用英文寫自傳。聽到這裏，我也情不自禁地說出在西來寺做了一次「東郭先生」的故事。當年好心救助「民運教授」高爾泰夫婦，結果被他們構陷的經歷。戈揚聽了反而安慰我：「好人有好報」。

 

其實，那些和當局決裂的知識分子，有人是因為理念，有人是因為利益。前者高貴，後者低賤。這只要從他們的為人中就可以看出。當時戈揚已經和著名中共黨史專家司馬璐同居。他們相識在年輕時，因戰亂而失散，最後重逢在紐約。兩位老人互相扶持着走過最後一段人生道路。我很羨慕他們的結合。老太太聽說我獨身在外漂泊，再三勸我還是要重組家庭。在戈揚家盤桓了半天，我們依依不舍地告別。

 

 

2006年在紐約「文革四十年討論會上」重逢高瑜。在兩度被監禁後，這次是她首次出國。在1988年的那次會上，《導報》駐京記者張偉國介紹我們認識。她當時擔任《經濟學周報》副總編。這是一份和《導報》並肩為改革鼓與呼的報紙，因此我對她的印象特別深刻。這位剪着短髮的中年婦女容貌漂亮，氣質高貴，性格爽朗，待人熱情。後來聽偉國介紹高瑜是「紅二代」，人民大學中文系的高才生，長期在中新社專稿部工作，是第二代女記者中的翹楚。說來在體制內本來也應該是前途無量的，但她選擇了做人民的喉舌，而不是做利益集團的工具。89民運爆發前後，高瑜在《經濟學周報》上發表了《巴金與鄧樸方關於人道主義的對話》、《夏衍、秦曉鷹關於「五四」的對話》以及《嚴家其與溫元凱關於時局的對話》系列采訪，在天安門廣場的學生中引起強烈反響，被陳希同指為「反革命動暴亂」的總綱領之一。高瑜因此成為當局的眼中釘，6月3日早晨就被秘密綁架和關押，成為北京知識界第一個為「六四」坐牢的人。1990年8月被無罪釋放後，高瑜無畏地拿起手中的筆，履行記者的天職，在香港媒體上發表采訪文章，向世人報道了」天安門母親」、 「『六四黑手』陳子明和王軍濤案」 、「鮑彤案」的真相。高瑜為此觸怒當局，1993年再次入獄，被判刑六年。我十分欽佩高瑜的勇氣和正直，在紐約的會場上主動和她打招呼，想不到她一眼就認出了我。散會後，我們相約一起去探望戈揚。

 

在法拉盛的一家安養院裏見到了躺在病床上的戈揚。瘦骨嶙峋的老太太已經失去了往日的風采。據說她已經患上了輕度老年癡呆症，時而糊塗，時而清醒。當天看到我們，她的興致很高。不僅一下子就認出我來，還關心地問我仍是一個人生活嗎？當我回答已經有了歸宿，她欣慰地笑了起來。偌大的病房裏放着十來張床，戈揚的病床對着房門。她說，房間裏靜得出奇，看看門外走廊裏來來去去的人也可以稍微排遣寂寞。按安養院的規定，生活尚能自理的司馬璐只能住在其他病區。老人要走一段長長的路十分不易，所以也沒辦法經常來陪伴她。看着孤獨無助的戈揚，我心裏未免酸楚。但眼前的她沒有淒怨，沒有傷感，話語間透出一位受難女性的堅毅剛強。這是我最後一次見到戈揚。2009年1月18日，她在異國他鄉病逝。

 

從美國回來後，我和高瑜的來往多了起來。我去北京，她來香港，我們都會相聚聊天。後來我去太湖邊靜修，我們的聯系才中斷了。不料，2014年4月忽然聽到高瑜第三次被捕的消息，此時她已是一位70歲的老人了。我為此十分震驚，不管當局加於什麼罪名，但我知道高瑜一定又是因言罹罪。20餘年來，高瑜3次入獄，6次在國際上獲獎，以其獨立的人格、自由的思想、潑辣的文風，不屈不撓地踐行着新聞人的理想，無愧為共和國第二代女記者的良心。

 

原刊於《明報月刊》，本社獲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