佔領運動擾攘近兩年，曾經有過風光的時候，但現在已踏入兵敗如山倒的地步，將來支持者能否「輸人不輸陣」，挽回一點顏面，主要取決於博弈雙方哪一面犯的錯誤更大。這個局面難免使一些沉溺於網上小圈子的憤青看儍了眼，大感悲愴，但只要他們肯多看民情、多聽不同的聲音，並多作思考，將來還是有機會為社會多作建設的。
我說佔領運動失敗，所用的標準並非他們是否已被清場；此點並非沒有重要性，但遠為關鍵的是民心的背逆及佔領者宣稱的政改初衷是否因運動而更難達到。我相信這次運動後，反建制必會有生力軍加盟，但他們也會失去更大批中間派的支持。
這一年多以來，反對佔中的人數一直都是贊成的兩倍左右，唯一短暫的例外是警方發放催淚彈之後約一星期的時間，但現在各種民調皆顯示超過八成市民希望佔領者早日退場。此種民調只反映量的變化，並不能掌握很多市民對佔領的反感強度，但從我所接觸的眾多香港學術界及專業人士中，他們十之八九對佔領運動幾乎可用憤怒來形容。無論佔領支持者如何力挽狂瀾，民心的喪失是他們失敗的同義詞。
在這裏我也可假設他們真的是希望香港有他們所謂的「真普選」，但現在恐怕沒有多少人認為運動可讓他們離目標更近。佔領運動者是輸家，但其他的港人又何嘗不是？贏家倒不是沒有，香港的金融業競爭者，如新加坡、倫敦、上海等可能都暗裏稱快。我在北京所見，其精英不少已把香港近日的事情視作民主的反面教材，更堅定他們對中國現行制度的信心。
為什麼佔領運動會落得如此局面？佔領的各方主事人究竟犯了什麼錯誤？這些錯誤起碼有三個層面，即客觀驗證的失敗、策略上的失誤、道德上的崩壞，每一錯誤均足以致命，何況三錯齊發？
客觀驗證的失敗
在提出佔中運動初期，主事人有一假說，佔中有如核彈，威力強大，並有輻射功能，甚至影響內地。後來此豪言壯語被調低了，但認為佔中可改變中央態度的想法仍溢於言表。去年中中文大學有一民調，早已顯示只有幾個百分點的受訪者相信佔中能改變中央的政策，其他人基本上不相信。「中央會聽佔中者的指揮」便變成一個可驗證的假說，這假說當然已被無情的事實所推翻；從方法學角度看，佔中理論便再也站不住腳。
另一眾所周知已被推翻的假說，是佔領運動可沿「愛與和平」的道路走。但這一年多以來，一直都有另一假說在「幫港出聲」等團體流傳，就算佔中的組織者真的希望有「愛與和平」，但他們根本無能量控制各方的參與者不搞暴力。現在事實明顯地指出，佔中者這個核心假說又被推翻了。
佔中人的兩個核心假說都經不起驗證，在理論上反佔中者是徹底勝利了。但奇怪的地方是，佔中者如此天真而又早已被人看穿的理論，居然曾有包括不少資深評論人的支持。我相信這有三個解釋：
一、有些支持者本來心中也沒底，他們支持這錯誤的理論只是策略性地打打氣而已，不能當真。
二、不少網民早已不讀書、不看報、不看電視新聞，他們的資訊或意見來源只是網上封閉的同聲同氣的小圈子，別人提出不同意見時，他們的反應便是群起辱罵。漸漸地，他們會變成失去獨立認知與分析能力的一群，對不利自己觀點的事實會視若無睹。
三、知識分子，尤其是與社會科學有關的知識分子，常常都會掉入一思想陷阱而不自知，他們喜歡提供政策建議，但卻不明白一個政策若要成功，不能單靠一個領域的知識去支撐。
我近20年前便在《信報》指出過，實踐的成功，是要同時滿足多個條件的。例如我們要送人上太空，便不能違反物理定律，也必須懂得從機械、電子、通訊等等工程看問題，也需醫生檢查太空人的生理狀況等等，缺一不可。
由是之故，我一向不喜歡建議具體的政策，而且認為學者應做的事主要是篩選。某政策不符合經濟規律，我會大表反對；若是在經濟學上可說得過去，並不表示它便可行，我們要用不同的角度多方檢視，最後由政府拍板。
那麼建議政策有什麼不好？除非是如佛利民般藝高人膽大，否則建議者容易有利益衝突。既然某項政策是他的嬰兒，他護航之心便會太強，極容易看不到眾多的盲點，別人的意見不會重視，這問題對學界新丁或尚未建立學術地位的人來說，尤其容易出現。佔中的發起人恐怕是太過沉醉於自己腦海中的意念，而看不到別人所看到的盲點，或是看到了，也因形勢所迫而硬着頭皮走下去了。
策略上的失誤
佔領運動失敗的第二個層面是策略上的誤失。《孫子・九變篇》有云：「將有五危」，即將軍有五個性格上的弱點必須慎防，否則「覆軍殺將，必以五危」。
其中一危便是「愛民，可煩也」，即太過關愛人民的將軍，可被敵採用擾民策略而陷於被動。佔領運動的整個策略，便是建築在「愛民，可煩也」之上，以為擾民便可脅迫政府就範，否則為什麼他們不去維園示威，而去市中心？這個策略若要成功，需要以下兩個前提中的起碼一個：一是政府的確愛民，一見人民受苦便痛不欲生，不能不屈服；二是政府愚蠢，看不穿這計謀。這兩個條件都不見得存在，脅迫如何能成功？
說到脅迫，便不能不提博弈論中的「威脅點」（threat point）。若一方自以為抱着玉石俱焚也在所不惜的心態去威脅對方，但對方卻只是感到不痛不癢，策略當然便失敗。香港對中國的重要性，正如我近五年前指出，早已江河日下，不被當作一回事，近日中央政府及內地民間的反應又再印證我這觀點（此觀點所涉及的數據在評論圈中被「引用」過不知多少次，但「引用」者大多已不知原作者是誰了），既然如此，佔中的策略怎可能有效？
反過來看，佔領運動中的主事人自己卻犯上了《孫子》所論述的眾多將軍的錯誤，例如，「五危」中的第三危是「忿速，可侮也」。學生急躁，警方卻有一段長時間不理會他們，「以靜待嘩」，學生沉不住氣，終胡搞一通——與政府談判，卻不懂見好就收的藝術；有激進分子衝擊立法會，學生卻不願與他們切割；要見國家領導人卻被人取消回鄉證；在一些孔武有力善於打鬥的疑似社團人士（可能因斷了水源）在旺角消失後，學聯竟要一些較為文弱的人打頭陣包圍政總，自己則躲在後面指揮；佔領運動的同路人發動擾民的智障「鳩嗚」行動，神憎鬼厭，卻有佔中人讚為有創意；接着又有人在社會早已厭倦中搞絕食。這些不是進退失據是什麼？港人看到的只是他們從幼稚變成的絕望，哪敢寄希望於他們？
道德上的崩壞
策略上的失敗並非最嚴重，道德上的崩壞便危險得多。正如上文所述，佔領運動的核心策略是以擾民來脅迫政府，但又把自己包裝為「愛與和平」、願意付出代價、有道德感召力量的公民抗命。他們是在自相矛盾了，惡棍哲學的老祖宗馬基雅維里（Niccolo Machiavelli）的心法，最簡潔的總結便是「為求目的可以不擇手段」（The end justifies the means）。
佔領令眾多的港人利益受到損害，整個香港的長遠經濟利益大受影響，誰會為這些欲哭無淚的港人發聲？佔領者卻是以惡棍馬基雅維里為師，認為自己目的崇高，損害別人也無所謂，對大部分港人來說，不去追討損失賠償已是寬宏大量，怎麼還會認同什麼道德感召？
公民抗命本來需要參與者願意作出犧牲以顯示自己的道德高尚，但現在自首行動眾人猶豫不決，過千簽了名的死士不見蹤影；有跑去自首的，竟又只承認一些懲罰不重的輕微罪狀，「走數」嚴重，這與甘地等人相比，差距又何其巨大？也許將來涉事者受不住社會的揶揄而交出更多的功課，但其時機已失，道德感召已經蕩然無存了。
票選特首 政客害怕
港人多認同民主，但對民主的認識膚淺。我多次說過，民主選舉有其局限性，但它能增加「踢走」不稱職特首的機會，這已是它的精華優點所在。這是自由主義者的民主觀點。我以前說過，王于漸教授最近也說過，這有別於民粹主義的民主觀點，後者容易誤以為社會中存在「共有意志」，這早已被一系列數理經濟學中有關民主的定理所推翻了。
我過去早已多番論證，只要2017年的投票選舉是真正的競爭性選舉，人大所下的閘根本不能封死民主之路，也不會阻擋民主投票所能發揮的優點。不過，香港的某些政客，最不喜歡見到的恐怕便是特首有民意授權，屆時他們自己的政治空間也會受到打擊，所以他們根本不想香港能票選特首。這是很可惜的。
更可惜的是，香港在內地人民眼中已成為民主的反面教材。他們見到有些人十分偏執，為求堅持一些經不起推敲的信念，可以對別人的意見置若罔聞，甚至破壞社會利益而在所不顧。香港對內地本來有成為民主樣板的機會，否則2007年時中央也不會願意批准香港可普選特首，但現在這機會恐怕是失去了，但願這只是暫時的失去。
原文刊於《信報》，獲作者授權發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