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圖片：曾蔭權是公務員掛帥的代表人物。（亞新社）
香港回歸主權19年的三位特首有兩位知難而退，只有一位例外。來屆特首競選已表明要參選的四人全都來自政府高官的背景，至少到目前為止仍未見有商界或其他界別的人冒出頭來表明要參選。更值得關注的是連政界的泛民主派仍未見到會派候選人出馬，會不會缺席？以過往所見，若不缺席，理應早就出來活動，像梁家傑與何俊仁早就該出來熱身了。不但看不到他們的候選人，反而他們提出的口號先是「ABC」後是「CBA」，這說明他們的選舉策略是在「造王」，自己不問鼎。若然，情況將會走向：政界缺領袖、公務員當先鋒。這現象已從四位公務員先聲奪人，而且其中有人贏面很高，可以看出端倪，這現象與其說是偶然，不如說是自然。
公務員掛帥的成因
出現這現象並非無跡可尋，起碼有以下重大因素促成了現在這種公務員掛帥的現象。
第一個重大的因素是，早在戰後的40年代與50年代，出任港督的楊慕奇與葛量洪曾考慮過要追隨英殖民地朝向民主化，從而以「聯邦主義」取代「帝國主義」。
但經過考慮到香港的特別情況（其中重大考慮是有99年租借地的新界，中國又不承認「不平等條約」，獨立建國有困難），只好放棄「民主政府」的計劃，改行「良好政府」的代替計劃。1958年柏立基上任後便全力推行經濟、行政、社會、教育等改革，目的是要祛除外來勢力統治殖民地的壞印象，改行「港人治港」的本地化。1951年港府官員中只有10.75%由港人擔任。1971年在2874位官員中有52%港人。這樣做是要爭取港人對政府的認受性，柏立基之後的港督由戴麟祉、麥理浩、尤德、與衛奕信，都沿續打造「良好政府」的政策。後來香港政府給人留下來的好印象都在他們任內打造出來的。像廉政公會反貪污。接着50年代的工業化又在80年代提出的服務行業，都有助繁榮與安定，港人對港府的認受性也就穩定下來。
就在這個「良好政府」的基礎上，「民主政府」的計劃也就被擱置，直到1992年彭定康上任後，他開始力推政改，朝向打造「民主政府」的計劃。政黨與民主選舉議會原本在中英談判的協議與《基本法》已有所着墨。但彭定康卻企圖在九七政權移交前超越《基本法》，先造成「民主政府」的事實，但卻被當成「偷步」而被中國拒絕九七前後政制接軌。九七後中國則依照《基本法》循序漸進去推行立法會與行政長官的直選改革。由於彭定康的「民主政府」計劃來得太倉促，又未能取得中方的認同，於是先前的「良好政府」打下來的根基並未被動搖，政治領袖得不到「民主政府」發展空間，九七後的政黨又視憲制為絆腳石，未能好好在特首選舉委員會與立法會功能組別選舉中突圍而出。這與其說是憲制的阻力所使然，不如說是他們的政治領導能力仍未到家，未能在行政與立法取得領導權，政黨栽培政治領袖的能力也大有局限了。更不妙的是，回歸十九年以來，政黨扮演的角色不是英美所見的「忠誠反對黨」，而是純對立對抗的角色。這一來也就更破壞了所有有助於栽培政治領袖被健全發展的政治平台，包括行政與立法的平台，其破壞的程度可從黃與梁所受到的政治衝擊令到他們知難而退，令到其他人視參政為畏途，可見一斑。正所謂：蜀中無大將，廖化作先鋒，在政治領袖欠奉的條件下，公務員高官又有「好官」的形象，填上這個「權力真空」，也就成為很自然的事。
第二個重大因素是通過政黨參政的人，在政黨兩極對立的政治環境下，彼此在各種政治競爭中，尤其是在立法會與區議會選舉中，彼此互相抹黑無所不用其極，給港人的普遍印象出現很負面。
一旦出現兩極化惡鬥，根本無法妥協，也無從「求同存異」。政黨成了「惡人行」，這樣的政治環境不可能產生政治領袖（Stateman），有的只是政客（Politician）。前者才有能力發揮其領袖影響力，整合最大公約數的民意，後者只會玩政治詭計，難以服人，更遑論整合民心！處此政治負面形象下，政治人物互相損耗信譽，反之公務員中的高官「好官我自為之」，自動填上行政高位，也就順理成章了。再加上他們在公務員圈中好不容易爬上高位，熟悉政府部門的工作，當上特首會比圈外人熟手，加上「良好政府」重視制訂政策須循民意咨詢的程序，從中學到了消化政治矛盾的技能，給政客抓辮子的機會也會少得多，無形中就鼓勵了高官參政。現在所見他們踊躍出來當候選人的情況，正反映了缺乏政治領袖所使然！
第三個重大因素是參政的前途不被看好。
港英的殖民地與其他殖民地不同的是這裏的政治前途不明朗，用李光耀的說法是香港後殖民地的地位不能獨當一面。新加坡則不然，因此李說易地而處，他當年在英國劍橋大學畢業，若要回來香港，他不會參政，在新加坡他會參政是因為他有可能當上權力的最高位，很有吸引力。在港卻無可能。他因此下結論說香港沒有政治人才，因為人才都走去經商或其他專業，政治遲遲沒人問津。筆者在中文大學任教40年，長期所見，會考成績頂尖的學子首選的學科是醫學、法律、商科或工程。一旦畢業出來，他們有好的職業與好的收入，生活養尊處優，誰還願意去摻政治這渾水。即使是政治行政系畢業出來的學生，早年參政沒機會，他們的出路最常見的是考公務員面試，或到學校教書，也有去商界打工的。這反映了李光耀的說法靠近事實。
有了上述三大因素，香港要扭轉這種政治現實，在港英留下來的「良好政府」基礎下，要想短期內湧現大批政治領袖去領導「良好政府」或是更好的政府，缺乏政治人才的土壤，很不容易。在一般的情況下，要建立「民主政府」去取代「良好政府」，不是容易的工作。因為全球所見到的通例是「民主政府」不一定是「良好政府」，更多的是政權不穩定的政府。「良好政府」叫人民受落，「民主政府」與否反而不具緊迫性。因此看來香港的「良好政府」在香港客觀政治條件下，恐怕還會有其一定的生命力！
原刊於《大馬華人周刊》第207期，獲作者授權發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