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圖片：胡適（維基百科）
你能想像一位做過中國駐美大使、北京大學校長的泰山北斗，甘願到一間大學的一個圖書館當館長嗎？他就是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的東亞圖書館前館長──胡適之。
清末民初的「狂儒怪傑」辜鴻銘1915年出版了《中國人的精神》一書，於歐美各地迴響甚巨。一世紀以來，中外交流方興未艾。美國商人葛思德（G. M. Gest）在三、四十年代收藏了無數珍罕漢籍，在普林斯頓成立全美第二大的東亞圖書館，該校亦成為西方漢學研究的重鎮之一。我在館內就經常看見余英時教授的道踪。
胡適先生嘗言：「為學當如埃及塔，要能博大要能高。」一方面，他認為「讀一書而已，則不足以知其書」，只有博覽群書，才能觸類旁通。另一方面，他研經鑄史的專精態度也教人汗顏。自稱「考據癖」的他為了考究《水經注》的抄襲爭議，竟窮廿載之功。一次北大開校務會議，胡適有事要早退，但有人忽提「水經注」三字，「適之先生立即精神抖擻，眉飛色舞，口若懸河。一直到散會，他也沒有退席，而且興致極高，大有挑燈夜戰之勢」（季羨林語）。由此便不難理解胡適何以看中普林斯頓東亞圖書館的珍藏浩牘，矢志把它發展成一個保存並弘揚中華文化的獨特之所。
精博兩為學 畢竟一書生
依胡適先生之見，中國所急需的不是什麼「主義」、什麼「大道」──在他眼中，所有思想都可化歸為方法論（methodology），例如「科學」只是一個方法、一個態度，「民主」也只是一種生活、一種精神。作為美國思想家杜威（John Dewey）的忠實門徒，胡適高舉實驗主義的哲學，主張凡事存疑，不可視為金科玉律。「大膽地假設，小心地求證」、「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是他膾炙人口的格言。
就時代背景而言，或許因為實驗主義把中國傳統的考據史學跟現代的實證科學聯繫起來，致使杜威的學說（較之康德、羅素諸公）於西學東漸中影響尤深。但容我指出，自然科學與歷史科學的實證方法有着本質上的分別。自然科學的數據可以主動做實驗來搜集，但史學的材料只能被動地從古籍裏勘查。自然科學的理論可以預測未來，史學的鑑古則未必足以知今──歷史不是唯物的，時勢是有思想的英雄所創造的。
原刊於《大公報》，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