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生自殺與教育制度無關？

 

早前，防止學生自殺委員會完成檢討報告，指出學生自殺問題與教育制度無直接關連，令人大惑不解。當然，導致學生自殺的原因複雜，當中或涉及個人和社會因素，但是教育界在這個問題上，真的可以置身事外嗎？香港教育改革愈改愈亂，教育政策火上加油，難道不應該深切反省嗎？

 

 

首先，自2000年教改推行以來，「全人發展」、「一生一體藝」、「其他學習經歷」等理念風行一時。影響所及，中小學和幼稚園收生多要求面試者「樣樣皆能」，以致出現「異化」，課外活動變成競爭學位的手段，學生無法享受箇中樂趣，最後「全人發展」演變為「全方位競爭」。與此同時，由於教改引入「一條龍」辦學模式，鼓勵興辦直資學校，又容許中小學以面試形式「自行收生」，最後也異化為「提早競爭機制」，學位競逐由小一或幼稚園開始，家長期望子女「贏在起跑線」，三歲入讀幼稚園面試班的怪現象應運而生，早已引起社會關注。在教育改革的異化下，莘莘學子的學習壓力只會與日俱增。

 

 

再者，高中學制開展以後，入讀大學的基本要求更改為四個必修科加一至兩個選修科，學生須要同時在中文、英文、數學、通識等主科取得佳績，令只精於數理而語文稍遜，又或是語文出色而數學欠佳者，只得望大學之門而輕嘆。考評方式上，教育改革強調培養思維技巧和共通能力，中文和通識科評分準則飄忽不定，前者更成為死亡之科，令不少家長和學生聞之色變。校本評核本意是避免「一試定生死」，結果變成「試試定生死」，學生壓力自然必大增。值得注意的是，在新高中學制下，絕大部份學生都可升讀中六，無形中提高了學生和家長入讀大學的期望。然而，當局沒有相應增加大學入學比率，將大學入學試變成低風險考試。結果，中學文憑試壓力比以往高考有增無減，學校要以大學入學率向家長和社會交代，形成高競爭和高壓力的教育生態，愉快學習已成遙不可及之事。

 

 

除教育制度的設計外，教育局在執行時也加劇學校評比和競逐成績之風，對學生自殺問題負有一定責任。近年新生人口連年下降，教育局借此機會掀起縮班殺校之風，將收生不足學校標籤為成效不彰，不受家長歡迎，然後以市場機制將其淘汰。於是，不少小學為求奮發圖「存」，紛紛大力催谷全港性系統評估、中一學科測驗等重要考試；中學則大量補課和操練，以提昇新高中學制下的大學入學率。即使一些標榜全人發展的學校，也順應時勢加入不同程度的操練。當年教改「拆牆鬆綁」的理念被成績競賽逐步取代。

 

在教育局的「監控問責」下，不少學校被迫將教育改革倡導的學生為本和全人發展理念拋諸腦後。當年，為減低各級評估風險，紓緩師生壓力，教改重點項目之一是取消學能測驗、提倡中小學一條龍辦學等措施，為教育界「拆牆鬆綁」。然而，教改推行不久，學校和教師由「改革夥伴」變成「改革對象」，不少衡工量值和問責監察的措施接踵而至，全球系統性評估被異化為監控手段，校外評核或增值指標等由促進自評演化為問責工具，學校被迫千方百計「催谷」成績，教改理念自然束之高閣，惡性操練亦由此衍生。

 

總而言之，學生自殺問題只是表象，背後實包含一系列社會問題，有待社會各界深刻檢視，各方宜就自身所涉及的範疇深思如何應對，切不可置身事外，推諉責任，貽害莘莘學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