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圖片：契約。（Pixabay）
今屆諾貝爾經濟獎頒給兩位對契約論有重要貢獻的著名經濟學家，哈特（Oliver Hart）及霍姆斯特倫（Bengt Holmstrom），二人成名已久，實至名歸，他們獲獎，在經濟學界不會引起重大的爭論。
契約理論可上溯至18世紀時的亞當．斯密（Adam Smith），不算是新鮮玩意，所以獲獎者需要有重要貢獻才會考慮。人在世上，並不是在孤島中生存，必須與其他人交易來往，但此過程中所能帶來的利益或好處如何攤分，當中涉及的風險又如何互相承擔，都不是簡單的問題。契約的簽訂正可使大家事前把問題講清楚，不用事後大家互相推諉責任或把利益全部獨佔。但契約有好有壞，訂得不好的，會扭曲對方（或多方）的工作意慾或使到資源配置完全錯誤，從而拖慢社會的進步。訂得好的，則可使諸事順利，人人作出最好的貢獻。
多方比較 合理量度
舉幾個例子說明契約的重要。在一間公司工作的員工或 CEO 的薪酬或花紅要如何制定？高級員工花紅佔的比例可能很高，但花紅總要與表現掛鈎吧。不過，問題來了，某人的表現如何量度？公司 CEO 的表現是否取決於該公司的股價或利潤？若是如此，倘若該行業正在面臨外部環境的擠壓，利潤下降屬非戰之罪，與 CEO 無甚關係，不發花紅豈非罰錯了人？
反之，若利潤上升只是因為該公司運氣好，遇上好景，多分 CEO 花紅，是否作了無必要的過度獎賞？由此可見，分發多少花紅，不但要看利潤，也要與同行的其他公司業績比較，看看自己的 CEO 是否比同行其他 CEO 優勝才行。從另一角度看，我們也可以說，既然公司運氣不佳時 CEO 分不到多少花紅，市道好時他們是否可以多拿一點以作補償？
另一例子，內地的土地控制權在地方縣政府手中，縣官能否升職加薪是他們的重點激勵因素。過去縣官的表現往往靠該縣 GDP 增長有多快而定。
但此種契約，卻可出問題，縣官可追求一些短線利益，犧牲該地生態，現時的 GDP 是上去了，縣官也因此升了級調到其他地方去了，但卻會留下爛攤子讓別人收拾。契約訂得不好，影響可大可小。
保險公司與客戶也有契約關係。用醫療保險作例子，病人看病後一般不能向保險公司討回全部的費用，換言之，病人也要自付一部分開支。其作用便是防止病人事無大小都要看病，也促使病人平時多注重健康，減少生病的機會。
港鐵有所謂「可加可減」機制，當中有一方程式，用以訂定車費。
廣義來說，這也是契約的一種，當中較為有趣的一項是效率提升（或成本下降）所帶來的利益，可被港鐵及乘客瓜分，其目的是要港鐵有足夠誘因不斷降低成本，同時亦使乘客得享成本降低後的好處。
假若降低成本對港鐵不能帶來任何好處，港鐵便會缺乏誘因改善效率，長遠而言，有可能使到票價更高，或虧損嚴重，需要納稅人補貼。此類情況，世上例子極多。
條款具誘因 可改善效率
「基本法」嚴格來說，也可視為契約的一種。哈特有所謂「不完全契約」的概念，原因是在訂定契約時，我們不可能百分百預見未來出現的各種可能，契約於是也不能把這些可能全部包含在內，這樣便容易出現不同利益的人之間的爭議，大家互不相讓。如何化解？答案是一早說明誰是契約的最後解釋人。人大是「基本法」的最終釋法者，正符合此一理念。按此原則，立法會議員可否宣揚港獨，最終的決定權在人大常委手上。
兩位經濟學家寫了大量文章，都指出不同的環境下，如何改善契約的設計。參考他們的洞見，可減少一些無謂的爭議。
原刊於《晴報》，本社獲授權發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