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零功課」講吓就算

 

上學年學童自殺個案增加，社會熱烈討論學習壓力問題。教育局長吳克儉曾指學童有足夠休息很重要，希望社會深思，勿令課外活動變功課、輔導變補課。他指現時大部份學生全日制上學，希望需要輔導的功課能在課堂上完成，冀學校功課重質不重量。他更「承諾除非學生有特別需要，否則要求學校在大部分情況下，須讓學生回家『零功課』。」

 

此議說說容易，要實行可真難，尤其在香港。

 

 

或者說，功課的產製者是老師，只要老師同心同德，認同「零功課」理念，指派時盡量忍手，以至於無，就能帶領同學一齊往教育烏托邦去。

 

這個「源頭減課」建議，知易行難。老師不會蓄意與學生為讎，或抱虐待心態從事教育專業。功課給的多，自有其特有背景。老師受學校壓力，壓力來自以校長為首的管理層。要老師少給功課，當然更得從「校方」做起。但現在每間學校都面臨重大的評鑑壓力，要層層相依一起去滅絕功課，吳局長是否應帶頭去檢討困擾每間學校的自評、外評等政策，好等教育不會在你生我死、互相廝殺的氣氛下繼續營運？

 

現今學童考試壓力日甚一日。像今年 DSE 剛剛開始，學童埋首苦讀，中小學生涯總共12年，成敗利鈍就在此一舉。社會共識，學習能力——不，考試能力才是——應自少準備好，最好由小學一直重視。要提倡「零功課」，吳局長有沒有靈丹妙計，讓人對 DSE 既敬且畏的心態，能在短期間改變，以至消泯於無形？

 

有團體剛做過考試壓力調查，應屆 DSE 考生對4個主要考科，以10分為滿分，其憂慮的程度都超過6，其中英文科更超過7。4個主要考科不要說合格，就是沒有4級，也很難進入大學之門。尤其英文科，外語，沒有長期培訓，自小做足夠課業練習，很難充份掌握，衝破考試關口。吳局長宅心仁厚，很崇尚「回家零功課」的境界，其實有沒有想過，在教育設計上減低英文科的艱深程度，或者索性讓香港學生像世界超過百分之90學生一樣，基礎教育只容許單一語文（大都是母語）學習，不致令艱深的雙語要求成為不能擺脫的重擔？

 

 

現在學生憂慮學業，和社會發展有關。過去功課壓力沒有現在的重，因為讀不成書，找份工作做，勉強可糊口，人家也不會有歧視眼光。現在社會進步，沒有高學歷，不止搵工困難，個人形象更加低落。現在大學入學比率，仍維持在超低的18%以下，而且30多年不變。吳局長都應讀過大學，也應明白殺入大學的困難。如果對功課這種能幫助學童升學的操作有所不滿，是否應向財政科具體建議，每年財政預算大幅增加教育開支，尤其大學學額絕不能大大落後於其他先進地區，讓競爭的凶狠程度下降，使功課不再成為折磨學生的重要手段？

 

香港是經濟城市，學童出路長期狹窄，而社會也不提倡多元發展。但學童天份人人不同，讀書能力差，總有值得讓他們建立自信的其他能力。比如中英數不佳，但有音樂體育藝術天份的，如果有適當培養，可能不會令有特殊天賦才能的人，這麼容易在求學的很早階段就被淘汰，一生背負失敗的枷鎖。吳局長對學童功課量之沉重深痛惡絕，著實也應領導教育政策，讓社會提供更多機會給這類每年為數不少的「跛腳鴨」，免得他們一齊走上自少操練功課的路途。

 

唉！慣常想法，學習壓力的出現，學校責無旁貸，老師更是功課量多的黑手。殊不知即使老師經過教育專業培訓，深知功課量多，無益於學童成長。如果出於憐憫，大手一揮，扣減學童功課重量，恐怕壓力即時來自家長。不少家長日或家校通訊，家長總會問：為何學生功課這樣少，是否可以加強一些？這些外行人領導內行人的現象，極之普遍。而老師確實也無從抗拒，因校方明令要和家長有溝通，也應盡量了解、配合家長，共建和諧社區，絕不會為了區區功課的多少搞砸大家關係的。何況，你教學（其實是指功課量）不給力，家長也會請補習，或出資鼓勵學童上補習社。君不見香港學生補習成風，大型補習社營業額隨時過億。學習過程中，自招功課不也是當中的主要課題嗎？吳局長對此有何看法或應對良方？

 

所以，想想看，「零功課」之議，實際不止知易行難，甚或是知也不易，行也實難。隨口說說，不做實地調查；或心知肚明，但故作飄逸，都很容易，可卻很「離地」，也解救不了問題。

 

原刊於鄭楚雄網頁，獲作者授權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