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前分析】民調為何未必反映得票？——專訪李彭廣

今屆參選名單數量歷屆最高，但我們不能只看最終議席得失多少，來分別政治力量強弱。因為當選與不當選之間，得票差距可能很少，意味落選政治力量亦有相當數量支持。李彭廣指，香港政治版圖變化，須分選票及議席兩個層次去看。

選票方面，他認為過往建制、泛民五成半對四成半的比例會維持，只會有窄幅波動。今屆多了中間派如王維基及方國珊等參選，所屬政治派別模糊，但很可能是從非建制陣營中得票。議席方面，非建制參選名單過多，難以判斷，焦點是究竟本土派或獨派嬴到多少席次。「如果本土派嬴到相當議席，來源是人民力量、社民連還是民主黨？是否整個非建制的政治板圖往本土方向走？然而，即使如是，也是非建制內的再洗牌，搶不到建制的票。

有些選情很明確：一、非建制有可能得不到地方選區的十八席，中間派或佔去關鍵一兩席；二、本土熱普城（熱血公民、普羅政治學苑及城邦派）勢力將拿到相當議席。所謂相當，不是僅二至三席，而是有可能四至六席；三、傳統激進派勢危，僅餘長毛有可能當選，議席或減至一甚至零。民主黨亦保不到六席，關鍵是損失多少。

整體而言，非建制得票將維持，但將洗牌，本土勢強；建制派或減少一兩席，因其提名比較保守，例如港島不選，以維持其席次。」

不論建制或非建制，民調顯示雙方的議席數目都在17至18席間不斷輪替，未能把握分組點票的否決權，中間派往往會扮演關鍵一席角色。現時情況下，誰能得到地方選區的18席，就得到議事規則的修改權。然而，即使建制派有力通過修改議事規則，李彭廣認為對拉布的阻力也不大。「例如梁家騮的一人式拉布，難以通過修改議事規則防範，因點算法定人數是法定權利，假如修改議事規則針對點人數，勢面對司法覆核挑戰。」

民調顯示一些形象較為「中產」而知名的候選人支持率高企，例如王維基、葉劉淑儀、田北辰等，個別候選人如葉劉淑儀名單甚至能力取兩席。李彭廣指，民調支持率高企反而會令候選人在真正選舉時跌票。「葉劉的名單最終不會拿到兩席。民調對選民在投票時的參考有影響力，大幅領先的候選人意味對同陣營的候選人構成落選壓力，最終必然會配票，以保同陣營的候選人，操盤人或支持者必會從整個版塊去看，棄保效應必然發生。」

有論者指，因多名資深議員退下，一些本就知名的候選人容易吸引中產票源。民調顯示，有相當數量的葉劉淑儀支持者歸類自己為民主派，其支持者可能根本不清楚自己或候選人的政治派別。李彭廣卻認為，因候選人知名而投票支持的人其實不多。「知名度有正有負，即是好人壞人也能知名的概念。雖然知名度高與支持率高是一個正相關的概念，但顯然梁振英不因其知名度高而支持率高，因此是正面的知名度高才有相對支持。同時，如果有些人因候選人知名度高而答支持、但對其本人政治立場如此模糊時，他出來投票的機會很低。過往選舉有接近一半的人是不出來投票的。民調時說未決定投給誰的，絕大部分不會出來投票；而七、八成人說會出來投票，實際投票率也最多不足六成，這說明一些人答你的時候根本不在意，而相當部分也不會出來投票。加上棄保效應，選民要成就他的政治版塊中最多的人當選。」因此，知名度高而又支持率高企的候選人，實際上沒有這麼多票。

港大的滾動民調備受批評，不少人認為民調樣本偏少、固網電話覆蓋面不足等。李彭廣指這是一個結構性問題，「當手機使用者愈來愈多，而有些人沒有固網電話，數量差距愈來愈大，抽樣便出問題。假如固網電話民調的 sampling frame 與手機民調的 sampling frame 的選舉選擇有明顯不同時，落差就會大。因此，就算換作用手機作民調，亦有同樣情況出現，因為很多老一代沒有手機 。無論何者，亦總有一群人是接觸不到的，即使加權去做，加權的意義只是在 sampling frame 接觸到的人口加權，但有些人根本沒入到 sampling frame，意見就沒有考慮到。另外，抽樣數目少，誤差就會大。現時每區約200個樣本，100個有說到會投誰，即是說每個樣本就代表1%，那麼200個樣本的誤差就是正負5%即10%。

因此，鍾庭耀亦說愈近選舉，樣本會做大，以減少誤差。過往兩屆選舉，愈近選舉，調查結果與實際結果就只相差10%左右，即30個當選人中只有三個不中。

然而，亦可能有人在選舉前一兩個星期，因看了選舉論壇而改變立場，即使是最接近投票當日的民調，都要五日時間去累積樣本數目。所有民調也不完全反映投票結果，因為有時間差。如有情況改變，人就自然轉變。因此，看民調的正確態度，是民調只反映過去的民意呈現，同時亦不能只看數據。若只看數據，有八成人說會投票，那會否真的有八成人投票呢？如何科學地排除這些人亦很重要。」

選舉主任早前否決梁天琦的參選資格，引來牽然大波，此事會否損害公務員政治中立的原則及政府機構的公信力？「我理解的政治中立，是指公務員不會因其政見而特別執行或故意不執行某項行動。以英國為例，即使保守黨執政，公務員可能是支持工黨的人，但不會因政見而不執行執政黨的決定。換句話說，政治中立即是公務員應忘記政治信仰，去辦好公務員要辦的事情。香港的情況，就是作為公務員，到底選舉主任有沒有職權以確認書或候選人的政見而否定其參選資格。」

李彭廣解釋，以往的職責是行政的，如有沒有簽特定文件、居港年期是否符合要求、或者有沒有交保證金等，相關條例亦有規定，但現在是要判斷候選人的政見合不合符基本法，或信不信納會遵守基本法，「這些行動必然是新事物，是否合法亦不清晰，這些判斷不甚一致，如有些不簽可以選、有些簽了不能選、有些表明支持港獨的仍能選，顯得任意，難免令人懷疑有政治判斷。政治是否中立，不止是自己宣稱自己是否中立，還有市民的觀感。」而當社會張力或政治溫度愈高，不信任只會燒下去，「由警隊，到廉署，再下一個就是司法體系。這並不是個別現象，當整個系統都被懷疑，社會就不能挽回，即社會再不存在超出黨派政治見解而有公權力及公信力的政府機構，管治成本必然很高，所有事情亦會被認為是政治打壓。中立性超然性公信性受打擊，做任何事也會被懷疑。」

選舉主任的決定，亦受司法覆核的挑戰。一旦司法覆核或選舉呈請成功，有何政治後果？有人擔心多區重選勢令立法會無法運作，亦造成憲政危機。而重選前通過的法律，會否受影響？「立法會必然會懸空，但只會持續兩至三個月，近似換屆的情況。至於相關問題，例如選舉呈請成功後，重選前立法會通過的法律會否有影響，我對此有很大疑問，我會判斷仍然有效，但我不肯定，因這牽涉到不同法律觀點的問題，需待法律專家釐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