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姚洋（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
目前中國和世界一樣處於一個短期衰退期，但我們沒必要過於悲觀，中國有一些獨特的資源可以應對危機和維繫發展，但對這些特殊資源需要更清晰地加以認識，以更好地發揮其作用。
樂觀的基礎
我對中國經濟的未來，比曹遠征要樂觀。我的樂觀建立在兩個基礎上。
其一，我不太同意 Larry Samuelson 的看法，即發達國家目前是處於長周期的低潮期，這種說法太悲觀。如果去矽谷看一下，一場新的革命可能正在醞釀之中，我們不知道什麼時候就會勃興。至於經濟學家之所以會說 secular slow growth，我覺得都是受了短期的因素的影響才這麼說的。薩繆爾森說的當然要比這個更加具體一些，他實際上是說宏觀政策不起作用了，戈登說的更是長周期。即使是發達國家，我認為都不能說是進入了一個長期的低速增長。
如果發達國家真的進入了長期的低速增長，對中國來說反倒是一件好事兒。理由在於，國外在經濟發展低潮期，許多技術用不了，同時中國閒置了這麼多的資金，是大量購買的好機會。對於他們來說很多技術是沒用的技術，但是對我們而言，這些技術都是寶。我們在技術上相較於發達國家還有很大差距。抄底收購發達國家的高技術企業，是我們完成技術進步的重要手段，目前正是中國趕超的絕佳時機。
日本趕超美國，也是在美國戰後最困難的時候，即20世紀70~80年代。當然，日本崛起很多都是在依靠自己的創新，中國不用搞這麼多創新，到矽谷、歐洲去買就可以了。其實他們更怕的是我們去購買他們的技術。我們與世界之間仍然存在一個收斂的問題，我們沒達到美國的程度。我自己的判斷，我們在本世紀內要趕上美國的技術水平，是有難度的。我自己估算，到2049年我國人均收入能達到美國的40%，已經相當不錯了。短期內不要指望能在技術上超越美國。我們還將是追隨者的身份，追隨者是我們的優勢。
其二，我們往往忽視了國內的巨大差異。中國的國土面積超過歐洲，中國的人口是歐洲的2.6倍，即便是中國的地域文化差異，都超過了歐洲。比如東歐和西歐的城市基本看不出差別，但是在中國，即使是相距不遠的北京與保定，其差異也是極為明顯的。這就是我們的優勢。我估計，中國國內的收斂，再進行15年沒有問題。剛才曹遠征提到了城市化率。沿海地區的城 市化率是將近70%，沿海城市的城市化基本停止了。但是中西部的城市化率不到50%，差距是15年。再看農業佔的份額，基本也是15年。在國內經濟的發展上，考慮中西部要趕超東部這一因素，我們的潛在增長率，要比曹遠征預測的高，我認為未來十年的平均增長率在6.6％以上。
當然，想要達到6%的增長率，還要保持一定的投資率。現在只要一說投資，就有類似「又要走老路」的聲音出現，我覺得這種說法似是而非。中西部地區仍有投資機會。私人部門不投資，政府就應該投資。巨量的資金儲備總需要消化。
而且，政府如果是靠到股市上去籌資，這是不增加新的貨幣總量的方式，是很好的一件事兒，關鍵是怎麼去做。我覺得一季度主要是把貨幣的閘口打得太大了，十萬億就這麼投進來，相當於過去正常年份一年的貨幣發行量，實在是有點兒多。但是並不能完全否定這種做法，總歸還是要保持一個度，6.5%的目標一定要實現，否則到2020年我們翻一番的目標實現不了，將轉化成為一個政治問題。所以我還是比較樂觀的。
經濟轉型最關鍵
現在是一個短期的經濟過渡，我們確實處於一個衰退期。我們需要承認這是一種經濟衰退，有了這個意識才不會長期悲觀，新周期總會到來。過去的20多年間，基本是每七年一個週期。如果這個週期性是正確的，那麼從2012年算起，走出低谷指日可待了。所以沒有必要悲觀。我也不太同意我們權威人士提出的經濟增長L型說法，這種說法是非常打擊士氣的。如果確實存在經濟周期的話，一定是一個 U 型，而不會是 V 型。
如果說我們有轉型，最大的挑戰就是政治體制如何容納快速增長的中產階級的需求，我認為這是一個關鍵性的問題。本屆政府的政治取向太過於偏向低收入群體了，這部分人群很高興，但是中產階級很不高興，對中產階級的限制愈來愈高。其實中產階級要求的不是很高，只是需要一個說話的地方，讓其自由的表達。人到了一定的程度必然會需要自由地表達。網絡上有一句話，叫「免於恐懼的自由」。大家已經形成了擁有自由的意識。我們的體制需要從這個方面多思考。比如阿拉伯之春不是窮人的革命，實際是中產階級不滿意既有體制所發動的革命。
回到本質上來說，我們向來宣稱當下體制的合法性來自於經濟表現，但是這種話已經說過頭了，以至於大家都認為這是執政合法性的全部。我們的體制是不是有一些我們沒有意識到東西，值得我們去總結，這是我最想問的問題。我們知識分子在這方面下的功夫不夠，多數知識分子實際上把目前的體制視為過渡性的體制，認為我們最終會過渡到自由與民主，所以沒有必要認真對待、研究這個體制。接下來的推論就是：既然現行體制是立基於經濟增長率的，經濟增長率維持不下去了，這個體制就維持不下去了。這是通常有的一種看法。
愈民主愈無法運轉
我個人認為，這種觀念的形成是因為對現有體制的研究不足。我認為應該這樣來理解當下的體制：這是一種混合體制。雖然當代的體制都是混合體制，我們的體制，其混合程度更高。混合體制中最重要的是將代表和選拔分離開。按照憲法，代表由人代會來做，人大代表應該代表老百姓，這是民主的要求，我覺得老百姓也是需要這個表達利益訴求渠道的。但在這一點上我們做得不好，憲法本身的要求沒有執行。這就是福山說的，中國能把憲法執行了，中國的體制就會好很多，關鍵就是沒有執行憲法。但是無論如何，人大代表一定要代表人民，表達人民的訴求。中國在這方面值得去總結的，官員的選拔是通過執政黨來做的，這是完全可以從現代政治學的角度來為之辯護的，這是對人類文明的一種貢獻。
過去二百多年的民主化過程體現出了非常明顯的斜坡效應：愈民主，民主就愈是無法運轉。原因就在，把官員變成了老百姓的代表。在60年代，肯尼迪敢於宣稱：不要問國家為你做了什麼，而要問你為國家做了什麼。但是今天，沒有一個西方的領導人敢說這樣的話。但在中國，我們的領導人敢說這句話，我覺得這是我們的優勢。如果我們這樣去想像自己的政治體制，這就意味着在西方的民主制之外，我們又有了一個新的嘗試。當然這個嘗試還可以聯繫到古羅馬、美國國父們對美國當時的設想，其實跟我們的實踐都是有相關性的，但是中產階級不這麼想，中產階級需要一定的程序。
代表這個方面暫且不說，但是在選拔這個環節，我們做得相當好。要找到政治治理的方法，西方的民主並不能解決這個問題，我們的實踐是一種獨特的形式，值得深入研究。民主制也不是。
黨要體現先進性
我們不能否認，在選拔官員時忠誠很重要，但是能力也很重要。我們的制度畢竟選拔出了很有能力的官員。而且，他們也積累很多經驗。民主制之下官員則將目光集中於自己執政的周期內，沒有機會積累經驗。黨在我們的憲法架構下，實際上起的是一個選賢任能的作用。
我們可以這樣去想像：如果我們要設計一個抽象的體制，這個體制要代表和選拔分離，選拔機構剛好就是中國共產黨。所以在我的看法中，黨已經沒有意識形態了。黨實際上有兩個作用：一是選拔，二是制定大政方針。在哲學的層面上講，就是盧梭的公意。我看左派的觀點，黨還要保持先進性，清華大學一位學者認為，黨面臨的最大的挑戰是：黨的先進性與黨作為憲法架構一部分之間的矛盾。我認為這說的很正確。
黨作為憲法架構的一部分，應該沒有意識形態；但是黨要體現先進性，就要有意識形態，要比社會走的更遠一些。這的確是有些矛盾。按照盧梭的說法，就是公意。黨能否把公意總結出來。但是在總結公意時是不是可以不受約束？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也就是說，黨的先進性與法制之間是有一些衝突的。所以我想說，五四憲法可能要作為我們回歸的一個方向。
我解讀五七反右就是毛澤東或者說全黨對五四憲法架構的極大破壞。在此之前，我們實際上是承認多黨合作的，民主黨派在當年之所以能夠參加政協，就是因為共產黨有承諾，即：參加新政協，來監督共產黨的運作。所以我覺得政協的作用近些年來愈來愈弱化，愈來愈民粹，十個人提一個提案，就可以讓部委去做，這顯然是不符合當代的憲法程序的。這些人怎麼就能夠代表公意了呢？這很奇怪。這些人的作為是因為他們無事可做，所以發展為清談，隨便提幾個提案。但是政協應該做的，是監督中國共產黨，這就是當年五四憲法的架構。
原刊於人文經濟學會平台，獲作者授權刊登。
（封面圖片：亞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