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規管程度低，對經濟、社會、政治來說都是好事，即使部份規管措施對經濟運作不可或缺，也不應過度規管或過於政治化。
有欠對稱成效
支持民主制度的一項論據，就是社會開明，人人有權游說政府；舉例來說，若鋼業界為求保障本地鋼業而游說政府限制外國鋼產進口，建築業亦能游說政府反對。若僱主合謀游說政府立法減低工資，工會亦可進行反游說。
不同利益團體的政治競爭，會產生平衡利益的轉移，限制過度活躍的尋租活動，部份民主理論家稱之為「權力抵消」（countervailing power）效應，認為最終會產生合理政策。
事實上，甚少國家能令所有團體，在共同利益的前提下，結合成對等組織（symmetrical organization），繼而以完全民主的政治議論取得共識。
組織團體進行成功游說需要時間、心力與資源，更需解決普遍存在於這些團體中的「搭便車者」。他們在團體內之付出小之又小，卻坐享其他成員努力游說始成功爭取到的十足利益。
觀乎團體規模，無疑小勝於大。首先，團體的人均利益比例因成員人數而異，往往又與成員數目成反比。所涉利益取自非成員，是非成員的支出。因此，非成員數目愈大，人均分擔代價愈小，反對分擔的傾向也會較低。
舉例來說，若有100家商戶合謀將某產品加價1元，產品顧客為100萬，每人買一件產品的話，每家商戶可賺1萬元，每名顧客只會損失1元。顯然這批商戶串同游說政府贊成加價的動機，會遠比這100萬名顧客合作反游說為高。
再者，組織100家商戶的代價，亦遠低於組織100萬名顧客。既有如此成本效益的考量，小團體組織尋租活動的動機自然亦與大團體迥異。
能成功組織自利的利益團體，其所選擇的多屬對整體社會低效益之政策，最終利益歸己方所有，有關代價則轉嫁於非團體成員身上，是以政治團體往往屬規模較小的狹隘、特殊利益集團，這亦說明為何生產商組織能力較顧客優勝，又為何成功的倡議團體往往屬小規模，但藉為謀公益之名，實則差不多盡攬游說所得的利益。
尋租事不可為
總而言之，尋租削弱競爭、創意，有損經濟增長，令寶貴資源在非生產性活動中白白浪費，收入只在團體與團體之間轉移，僅僅對團體自身有利。此等非生產性活動，最終只會令社會上參與其事的頂尖人才耗費精力而已。
成功的尋租活動只是將資源從非組織性的多數民眾中，重新分配到有組織的小團體手上。鑑於利益分享與組織成本涉及的不對稱誘因，尋租活動在絕大部份情況下由狹隘的特殊利益團體發起，最終代價則由廣大市民負擔。
尋租只會削弱市場競爭、限制選擇自由，不但因為租值消散而有損經濟增長，更促使社會分化，產生有欠包容的政體。
原刊於《信報》，獲作者授權刊登。
（封面圖片：亞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