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兆佳：一國兩制只可改善 不可放棄

中央和特區的關係在回歸後遇到過比較好的時期，也曾有比較差的時期，現在應該是最困難的時期。影響中央和特區關係的因素很多，因為時間關係，我集中講一個，就是如何理解中央在一國兩制底下的權力與責任問題。在這方面，中央和香港部分人的看法差異甚大，差異也不只在現在發生，其實在回歸以來，或回歸前已經出現。

從中央的角度看，它所擁有的權力和責任不單純是國防外交這麼簡單，所以它經常表示在國防外交之外還有很多權力和責任。這些權力和責任與國家主權和國家行為有關，這些權力和責任可散見於《基本法》。中央認為它的責任除了維護國家安全、主權和發展利益同時，還要確保一國兩制全面落實，還有就是鄧小平說的要確保愛國者治港。香港有部分人不認同這種看法，例如他們認為剩餘權力屬於香港而不屬於中央，而中央除了國防外交以外，其他權力數量有限，即使有也不應隨便使用，最好就是不要使用，這種分歧至今仍在。

回歸前由於兩方面意見都有不同的人去講，有中央領導人去講，也有不同學者、法律界人士、政治人物去講，大家的觀點可以表達出來，並產生相互制約的作用。但我發覺回歸後在很長一段時期內，中央極少講及香港的問題，特別是中央在一國兩制下的權力和責任，我在翻查歷史檔案後才得出這個結論。它多數說些什麼呢？多數說香港的高度自治權相當廣泛，甚至說一些安撫性質的話，說中央即使有權也不會用，運用的時候一定要照顧香港的各方面的看法。久而久之，中央在權力和責任上的話語權逐步減少，取而代之的是香港的反對派的比較狹隘地去看中央權力與責任的言論，並引發某些挑戰中央權力和反對中央責任的行為。

即便如此，在回歸後的不干預政策底下，中央也甚少講述中央的權力與責任的問題。2003年反對《基本法》23條立法大遊行後，中央自然醒覺到香港的問題嚴重。中央因而調整對港政策，由不干預變成不干預但有所作為，但所謂有所作為，也主要是在協助香港經濟發展上做，很少在政治議題上發揮，但不代表它不認為香港問題開始嚴重。2005年，中共中央曾表明：「保持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是中共在新形勢下治國理政的嶄新課題。」香港的問題已經被中央視為嚴峻。到了2007年，中共中央不用「嶄新」一詞，而用「重大」一詞來形容香港問題有多嚴重，這主要反映它認為中央的權力不斷受到挑戰。但即便如此它對中央的權責問題也說得很少，只是間中說，說了也沒有很多人知道。

2007年6月6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吳邦國在《基本法》實施十周年座談會上有此講法，「香港特別行政區處於國家的完全主權之下，中央授予香港特區多少權，特區就有多少權，沒有明確規定的，根據《基本法》第20條的規定，中央還可以授予，不存在所謂『剩餘權力』的問題」。不過這些偶然的聲明，並非表示中央已經下定決心要改變香港人對中央權力和責任的認識，實際效用非常有限，真正聽到吳邦國講話的香港人可謂少之又少。

直到政改問題出現，中央和特區之間磨擦增加，中央就發出一份《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的《白皮書》。《白皮書》出現的過程比較倉卒，很多香港人都不知道，突然發現出了《白皮書》，不少人感到錯愕。中央也沒有對此為香港人做好心理準備，因而引發出社會上一些反彈。《白皮書》的實際內容，除了文字有些不同外，實際上對比鄧小平以往所說的中央權力與責任差異不大，只不過香港人習慣了中央在港權力有限，就覺得很不舒服，覺得中央背信棄義，有心運用它手上權力來改造香港，包括在國家安全立法上做工夫。有人特別不喜歡中央提出「中央對港擁有全面管治權」，但從中央的角度看，如果它手上沒有全面管治權，那它如何授權香港高度自治呢？

過去幾年，香港出現愈來愈大反對中央的聲音，重要原因之一是在政改問題上，中央不願意對反對派讓步。更重要的是環境轉變，中國面對的國際形勢愈來愈凶險，兩地關係愈來愈密切，來往愈來愈多，引發的矛盾也愈來愈大。加上香港人不滿特區政府管治，有時也把部分不滿轉轉嫁到中央身上，造成中央和特區關係呈現緊張狀態，而這狀態仍未消除，還有繼續發酵的可能性。

面對目前情況，展望將來，究竟中央和特區關係會朝良性還是惡性方向發展？香港不少人持悲觀態度，我這個人一向樂觀，我始終對中央和特區未來的發展抱一定信心。原因有幾個，第一是無論中央還是反對中央的人，這幾年做的都是自保的行動來保衛自身利益和安全，出發點是自衛多於攻擊。從中央角度看，它要做的是確保一國兩制按照原來的它藍圖發展，從而國家利益、國家安全得到保障，有需要時運用手上權力糾正一國兩制運行中的偏差。香港有人認為它想運用手上權力去摧毀一國兩制，把香港「大陸化」、「赤化」，令香港不再是大家認識的香港。這種結論也是和整個國內和國際大環境轉變有很大關，令他們對中央產生懷疑，認為一國兩制已經對中央毫無實際作用，因為香港不單在經濟上愈來愈依靠內地，對國家的經濟作用不斷下降，但在政治上則對國家構成威脅。雙方的自保行為，在彼此缺乏互信底下容易被對方視為攻擊性，其實雙方都是為了保衛自身利益和維護自身安全。如果將來透過更多溝通對話和良性互動可以部分消除這些疑慮，當然更重要是在行動上令對方認為自己無攻擊性。

最近全國人大委員長張德江出來說話，特別肯定一國兩制對國家和對香港的重要性。我期望中央與香港各界將來有更多對話，因為始終要透過對話互動，才可減少互不信任和誤判形勢的可能性。

第二個原因是，始終一國兩制到目前為止，是維繫香港長期繁榮穩定，和維護中國利益的最佳和最有效的辦法。我想了這麼久，也想不出第二套比一國兩制更好的辦法。所以日後只能說改良一國兩制，而不是放棄。既然一國兩制符合彼此的根本利益，而香港作為發達的商業社會，始終理性會佔主導地位，目前出現的情緒化、個人化的情況，不應也不可能成為社會主流。在不同利益底下，大家應該在如何改善一國兩制中有合作空間，合作之後才有改善關係的可能性。

第三，目前香港出現的反中央行為，本土主義、分離主義、港獨意識之類，其實大部分人都不抱持這種觀念。其實提出這些主張的人中的大多數，是試圖以比較極端的言論和行動去表達不滿，和逼使中央和特區政府關注他們的處境和怨氣。真正令香港走向獨立，他們都相信不可能，但是作為一種「表達型」的抗爭，這些人覺得倒沒所謂，只不過有些人會因為那些言論而被激得「紮紮跳」。

中央過去一向最不放心香港的地方，是鄧小平那種——我給你50年不變，但你在50年不變當中，卻不能讓香港成為顛覆基地。隨着時間過去，真正下定決心、排除萬難要利用香港來推翻共產黨的人其實極少，而且人數有愈來愈下降的趨勢。在這種情況下，我留意到香港人愈來愈反對香港的政治人物或政治勢力和中央對抗，認為這樣不符合他們利益，不符合香港長遠利益。所以香港作為顛覆基地的可能就持續減少。

我亦相信中央和特區政府也留意到，引發各種各樣抗爭行動，特別是本土分離主義的，是社會上不少人對政治、管治、政制、民生的不滿，這些問題必須更嚴肅處理。所以我估計日後特區政府無論在管治或社會政策上，無可避免會去推動一些社會改革，來舒緩一下社會矛盾，減少不公平不公義的事情，還有讓香港人、特別是年輕人能分享到政制發展帶來的好處。這方面我相信中央會支持特區政府去推動這些改革。這些因素加起來，整體來說中央與特區關係，特別是不同人對中央行使權力意圖的擔憂，某程度上可以舒緩。如果我這個樂觀看法兌現的話，對中央和特區關係，特別是圍繞中央權力與責任的問題，分歧雖然不會很快收窄，但目前劍拔弩張的情況應該會有所改變，我希望這期望會變成事實，多謝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