佔領運動蓋棺前的定論

2007年時中央為什麼同意香港在2017年可以有普選?中國經濟發展速度驚人,中產階級大量增加,將來對民主的訴求必會強烈。但什麼形式的民主適合中國?答案卻無先例可援。按照中國近30多年發展策略的思維,搞特區、摸着石頭過河的路徑,會被認為較為可行。容許香港出現普選,對其中出現的問題加以觀察並想出對應之道,並把可能浮現出來的弊病局限在一小塊地方,不致影響全國,一發不可收拾,而若普選帶來良好效果的話,則其他地方可逐漸推廣,這些盤算,符合中國的利益。現在香港出現的亂局,正可被視為需要總結的經驗。
佔領運動發生後,我大部分時間在北京大學訪問,直接感受內地對此運動的回應。在內地,就算不在互聯網中翻牆,要掌握佔領運動的形勢,也沒有多大難度。在早期,《人民日報》天天在評論,央視報道也多,互聯網的訊息更是海量的,一個月前,很多人都相信此種密集評論是中央要動手鎮壓的先兆,但中央政府似乎突然發現,此運動大有可利用之處,暫時毋須鎮壓(這不意味將來要鎮壓的機會是零),反而應大鑼大鼓的報道運動的發展,惟恐內地人民不知道。
 
此種較新奇的態度自然是因為中央政府認為香港可作反面教材。這點有兩個不同層次的含義。
 
第一,香港對內地經濟的重要性早已江河日下,我2010年初在《信報》撰文,用數據指出香港 GDP 佔中國 GDP 的比重急劇下降,就算香港陸沉,對中國影響也是輕微,現在此觀點似已成為主流意見,在內地建制中恐怕更是如此;我提出過的數據,被「使用」的次數多得不知其數,我用「使用」一詞而不用「引用」,因為我的名字並無怎樣出現過。
 

弊病浮現 局限一處

 
但在香港經濟相對重要性下滑的同時,政府施政又屢屢遇到不同程度的狙擊,更而出現極多市民十分反感的霸路行為,法治精神受到嚴重侵蝕,而造成此種局面的始作俑者正是打正民主旗號的人士,這便不由得內地人民及港人會產生聯想:民主不利經濟!
 
此種聯想不完全正確,因為民主有劣質優質之分,破壞民生的,只是失控的劣質民主而已。但此種認知,大大有利於主張民主要循序漸進、社會要穩定的內地正統觀點,中央政府對佔領運動忍手不動,並大力報道,我們不用奇怪。
 
第二個層次是2007年時中央為什麼同意香港在2017年可以有普選?中國經濟發展速度驚人,中產階級大量增加,將來對民主的訴求必會強烈。但什麼形式的民主適合中國?答案卻無先例可援。按照中國近30多年發展策略的思維,搞特區、摸着石頭過河的路徑,會被認為較為可行。容許香港出現普選,對其中出現的問題加以觀察並想出對應之道,並把可能浮現出來的弊病局限在一小塊地方,不致影響全國,一發不可收拾,而若普選帶來良好效果的話,則其他地方可逐漸推廣,這些盤算,符合中國的利益。現在香港出現的亂局,正可被視為需要總結的經驗。
 

大型運動 有得有失

 
事物往往有正反兩面,一個大型運動必定會有得有失。對中央政府而言,得可能大於失,因為香港的經驗可以提出不少警戒訊號,使中央政府考慮民主問題時更加小心,而佔領運動所可能帶來的損失,對中央是不痛不癢的;但對香港而言,得與失都較為直接,要小心討論。
 
香港從佔領運動中有什麼得益?不少人認為學生和平非暴力,我長期接觸大學生,相信此評價是對的,崇尚和平、反對暴力對香港社會的確有正面作用。但此種正面影響恐怕在現實上容易荒腔走板,效果大打折扣。參與佔領的人當中,顯然也有一批人不是那麼和平的,甚至很想出現流血局面,以方便其下一步的行動,主張和平的學生並沒有意圖或行動與這些人劃清界線,這便容易使自己變成暴力分子的偽裝,客觀上可能掩護到別人的不法行徑,這是十分可惜的。
 
有人認為金鐘佔領區秩序井然,佔領者也頗守規矩,並逐漸衍生出自己的文化與創意。我在現場高空向下觀察,佔領區的確不算髒亂,這顯然是因港人本來就有一定的素質及背後有高人引導所致。但若說他們懂得守規矩,卻是頗為諷刺:他們正是在犯法,在犯罪現場彬彬有禮地犯法,根本不會改變其行為的本質。至於文化與創意,這本來也是很可貴的,但用不得其所,又有何價值?
 

內傷紛呈  法治精神受破壞

 
佔領運動我不認為能替香港帶來多大的好處,但損害卻是有目共睹的。近日與新朋舊友甚至數十年未見的同學見面,幾乎人人為此嗟嘆,大家都深感香港正在生病,內傷外傷紛紛出現。最嚴重的內傷顯然是法治精神受到破壞,法律不被尊重,法庭的禁令也可被視而不見。很多樂觀的人認為香港因為仍有法治,所以仍有優勢,但現在是誰在踐踏這優勢呢?中大的民意調查發現,最多的港人把法治看成是最重要的核心價值,而民主只是排行第九,這很可能是市民對於以民主為口號而公然藐視法律的人產生反感而發出的訊號。
 
我自去年開始,反覆論述中學時老師所教 “The end does not justify the means”(目標無論是否崇高,都不能用以合理化所用手段)。近日吳宗文牧師在其大文中說,《聖經》指明不能「以惡達義」,湯家驊議員也說不能為民主而拋棄法治,都是在說同一個道理,而這道理也沒有什麼難以明白,但就是有些人迴避問題,不敢面對自己陷入道德深淵的困局。
 
法治精神受侵蝕外,佔領運動也帶來其他的內傷,社會撕裂已甚為明顯。最近我與近百名中學舊同學聚會,事前活動的籌辦人都認為大家都不應該談政治或佔領運動,因為大家都見過不少例子,社會中不少家庭內部或朋友之間都因意見不合而吵得面紅耳赤,幾十年的友好關係蕩然無存,我們犯不着製造此局面。但幸好我這年紀的同學都極為理性,互相尊重,而且大多數意見都十分接近,對佔領運動持批判態度,才避開一場友誼危機。
 
我們不要忘記,縱然民主制度已是較好的制度,在一個嚴重對立撕裂的社會它也不可能有效運作。撕裂會動搖民主的基石,佔領運動者事事把侵害別人利益的行為當作正義,並用強烈而不恰當的語言表達,社會中人怎能不憤怒,從而撕裂更嚴重?我一年多前在不少文章中早已預見此情況,但現在已不用我多說,受到損害的港人自己已懂得大聲表達了。
 
佔領運動蓋棺前的定論二之一
 
原文刊於《信報》,獲作者授權發表。
 

雷鼎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