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不說的劉吉

 

想要落筆寫劉吉，實在有點難。他是一個充滿矛盾的人，不是一篇千字文所能概括的。但他和我的交往曾經很密切，因此又是一個不能不說的名人。

 

我們相識以前，劉吉在上海就已小有名氣。 1958年從清華大學畢業後，他被分配到上海內燃機研究所當工程師。上世紀70年代末， 他參與籌建上海科學學研究所，擔任研究員和副所長，開始轉向科學學和領導學的理論研究，至今已有《科學學基礎》、《領導科學基礎》和《現代化與中國》等近20部著作和上百篇文章。改革開放初期，他和科學學所的馮之浚、張念椿以及社科院副院長夏禹龍並稱上海的「四條漢子」，對傳播新思想新觀念起的作用不小。後來劉吉出任市科協的專職副主席，成為市科技黨委書記陳至立的直屬部下。

 

1988年2月，陳至立取代潘維明出任市委宣傳部長，劉吉出任分管理論的副部長。儘管我這個研究室主任直接對陳至立負責，但也要常和劉吉打交道，就慢慢熟悉起來。此時的我已經意興闌珊，他卻意氣風發，很想幹一番事業。我創建的「思想沙龍」在潘落馬後就已散伙。劉吉重起爐灶改為理論界「雙月座談會」，在這批中青年學者和新的市委領導人之間架起溝通橋樑。我創辦的《上海理論內刊》受到來自各方的巨大壓力。劉吉給我撐腰打氣，並親自出任主編。此時儘管我們沒有建立私人交情，但在改革進退維谷的時候也算是同一戰壕里的戰友。不久就發生了那場政治風波，我們的立場突然變得對立起來。但我寧可相信這是因為江澤民對他有知遇之恩。劉吉受那種「士為知己者死」的傳統影響甚深，左右了他的作為。即使在那種情況下，他仍對我的遭遇表示同情。在我離開宣傳部的時候，和我私下談話說：你就暫時避一避，我們今後還是要起用你的。

 

1991年夏，我負笈赴美留學，劉吉出任市體改委主任，彼此失去了聯繫。等我在1994年到香港時，他已奉調進京擔任中國社科院副院長。我第一次到北京出差，打電話給劉吉。他很高興地和我約定時間見面。此時的劉吉可以說是紅極一時，被海外媒體稱為「中南海智囊」。然而，在見面時，他還像以往一樣沒有一點官架子，熱情地和我聊天，平等地討論各種問題。自此之後，我們的來往就密切起來。有一段時間，我差不多每個月都會去一次北京，到京後都會和劉吉見面聊天。每次交談都很深入，可以說是坦誠相見，彼此都不保留自己的想法。他說起話來充滿激情。說到激動處，往往面紅耳赤，有時還會站起來，用肢體語言強調自己的觀點。他出國途徑香港也會約我見面。有一次還讓我約了幾位在港的海歸學者一起吃飯聊天。他們中既有新左派，也有自由派的代表人物。他願意傾聽各種不同的聲音。用劉吉自己的話來說：「改革開放這麼多年，我一直處在左右夾擊之中。左派說我是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自由派說我是御用文人。左說我右，右說我左，我想我基本正確」。

 

劉吉一直不像官，而更像一名書生。很多人如能親近最高領導人的話，往往會利用這層關係為自己或親友謀取官位權力，但劉吉不會。當時他深受江澤民器重，得以直接就當時改革遇到的實際問題向江建言獻策，有些想法甚至頗為大膽。有一次，他對我說準備向江澤民建議開放民選縣級幹部和在黨內競選領導人。我當時就為他捏一把冷汗。後來他告訴我，江澤民的反應是一口回絕，說在自己任上不會讓這樣的事情發生。這樣幾次下來，他逐漸失去了江的信任。他組織的《和總書記談心》一書出版後，已經沒法送到江澤民的手上了。劉吉的仕途從此也就原地踏步。儘管有些失落，但他對江的忠誠始終不渝。在他身上舊傳統和新觀念就這樣奇妙地交織在一起。

 

1998年10月，劉吉因年齡關係從社科院副院長職位上退下來，仍擔任院學術委員，有了更多的時間從事理論研究。同時還連任全國政協委員，成為最敢言的委員之一。有一次，他居然在政協會上對記者說要提防「庸人當政」，並列舉其表現是「說起話來滴水不漏，處理關係敬老愛幼，遇到問題永遠是研究研究」。在鳳凰衛視播出後引起一場軒然大波，因為這恰巧是貴州民間對新任總書記胡錦濤的評價。其實，這是我告訴他的，而我則是從前中宣部長朱厚澤那裏聽來的。後來和朱部長談起此事時，他聽了哈哈大笑。

 

2000年，65歲的劉吉應曾慶紅和黃菊的提議，離開北京，回到上海，擔任中國和歐盟聯合創建的中歐國際工商學院的中方執行院長，開始了新的教育生涯。他在這個崗位上，為培養具有全球競爭力的企業家和高級管理人才，做得有聲有色。 20年過去了，中歐國際工商學院在世界商學院排名中位居第十，壓倒日本、香港、新加坡，成為亞洲第一。這讓人不得不佩服劉吉的見識和才能。最近幾年，我每次去上海都是行色匆匆，和劉吉漸漸疏於來往，但始終關注他的身影。他一直為改革而思考、研究、寫作，對改革道路上的任何退縮和質疑，都會發出言辭激烈的批評。這使他近年來經常受到來自左翼的批評。但劉吉毫不動搖，仍然堅持回頭路不能走，甚至憂心忡忡地說，「改革不成，革命必然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