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0月27日，正值金融海嘯的高潮，恆指日挫7、800點，正好我邀請「氣候變化經濟論」的始創人史頓爵士（Sir Nicholas Stern）到香港大學在當天舉行講座。使頓爵士作結一句，也許在經濟低迷時，正好是發展綠色經濟的契機。 那時不少人反思資本主意模式，金融制度的缺失，德國朋友說馬克思的著作也售罄。 不過，隨着量化寬鬆，中央政府四萬億救市，逐漸大家又習以為常的過活，business as usual 再度主宰我們，人類不分種族，國界，語言，性別，超越本土繼續以過度消耗資源的方式，加速製造一個毀滅性跨代的災難，錯失應對氣候變化所需要的經濟改革的機遇。
2016年6月5日是世界環保日，世界經濟也處於低迷。 我們有一個機會選擇發展綠色經濟，保護資源，體現社會公義，推動可持續發展的經濟，抑或政策際訂者仍然固步自封，取出倉底舊工具，無視人類正在語源捱邊緣越來越近的事實。
也許這回我們可以樂觀一點。
巴黎氣候峰會太遲？
經過世界各地保育人士、學者專家及不同界別的有心人推動，195個國家代表在去年12月世界矚目的巴黎氣候峰會，通過對抗氣候變化協議。筆者有幸以觀察員身份見證歷史。
協議要求各國將氣溫上升限制在不超過工業革命前攝氏兩度，而盡力達致一點五度，並成立每年一千億美金的綠色基金，協助貧窮國家，過渡綠色經濟，又鼓勵投資綠色科技，以再生能源取締化石燃料。
巴黎協議是劃時代的里程碑，但會否太遲與及太慢了一些。
過去一年已有多位世界知名學者如 Drew Shindelle 及 Gavin Schmidt 指出過去幾年不少關於氣候變化的報告均低估了全球升溫的幅度。他們最近同意地球自工業革命以來平均氣溫己上了1.6-1.8度而非過往所講的1度在右。1.6-1.8度已接近巴黎氣候峰會上各國同意的2度升溫上限，同時已超過在21世紀內將全球暖化限制在1.5度之內的理想目標。
再者，巴黎協議只是要求各國自願減排，沒有約束；事實上，現時各國承諾的減排目標，竟然是攝氏2.8度，距離目標還有一段長路。升溫兩度又如何？世界銀行報告指出，我們會失去百分之四十的可耕地，極端天氣帶來的災難超越很多地區的應變能力。
民間團體及企業在各地需要法力推動，以短跑的速度，馬拉松的靭力，令所達成的協議目標得以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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