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上可見，寬鬆的貨幣政策對股市是有些影響， 但正如上文提到，GDP 卻是巍然不動，無論貨幣政策如何寬鬆，也無法對經濟產生出長遠影響。財政政策的效果則更加不濟，安倍利用日本2011年地震後基建須要修復的機會，大量增加政府開支，以圖推高經濟。不過，世上沒有免費午餐，政府增加開支，意味她的赤字要加大。若要阻止此事發生，則須加稅。日本的消費增值稅被迫從5%增至8%；甚至有種說法，認為她要增至10%才會達標。
加稅雖對縮減赤字有利，但對經濟卻十分不妙。日本政府為何既要增加開支刺激經濟，又要加稅？這是它無可奈何的選擇。1991年，日本政府欠債只佔 GDP 六成多，今天已升至230%；若非利率低企，光是還息，已令日本政府吃不消，它哪裏還有空間多開支而又不加稅以致造成更大的欠債？
工作態度 今非昔比
從GDP六成多的欠債率上升至230%，當中確實包含一些重要問題。過去20多年來，日本運用反周期的赤字預算財政政策不可謂不積極，否則欠債哪會增加得如此多？有些相信凱恩斯政策的人認為，日本經濟毫無起色，只是因為刺激政策力度不足。若再加大開支，終於也會有效果。我不認同此種觀點，再擴大開支，只會令日本的債務加劇，更難翻身。20多年的政策試驗已足夠長，是毋須再試了。
政府欠債增加到 GDP 的230%、負利率、量化寬鬆，在在顯示出日本政府已扭盡六壬，但於事無補，這很值得香港與中央政府的注意。內地近月強調要走「供應側」政策，《人民日報》在5月8日發表「權威人士」的訪問，對過去一些刺激政策也不以為然，正是暗合新古典經濟學的看法（將來才詳細分析這篇訪問）。
其實，反周期的刺激經濟政策目的雖然是要穩定經濟，在經濟下行時要把它推高，在過熱時把它冷卻，但往往事與願違，令經濟波幅更大而不是更穩定。原因何在？貨幣與財政政策的後果並非是立竿見影的，它們的效果要經過頗長的時間才能浮現出來，政策制訂者容易因為見不到所希望見到的結果而承受不了政治壓力，從而過火地加大政策的力度；到政策最後出現效果時，時間已經不對，本須提振的經濟那時可能已經變成須要冷卻，須要冷卻的變成須要提振，反周期的穩定政策成為了新的震盪的來源。金融海嘯後，美國政府也試圖增加幾十億美元的開支去挽救經濟，但這些資金竟需時幾年才能逐步用到，頗使人有賊過興兵之感，但美國的情況絕非例外。
日本經濟的困局與她的人口結構也有重要的關係。它進入人口老化期比香港來得早，勞動人口減少，須要扶養的長者增加，但錢從何而來？年前香港政府的長遠財政計劃工作小組（工作小組）評估了因人口老化而帶來的醫療、福利種種新增的財政壓力，並得出結論，若政府不早作準備，到了2042年，政府不但會用盡儲備，還會欠下大約等於到時 GDP 150%的巨債。當時的計算並無包括須要大幅用錢的任何形式的全民退休保障，也沒有把日本的經驗用作參考，但工作小組所得的計算結果，卻是與日本的經驗驚人地吻合。
搞了20多年，日本經濟還在原地踏步，這對日本社會會帶來什麼衝擊？日本在二三十年前早已進入發達國家行列，人民生活水平高，但這是否意味日本人民能頂得住經濟長期停滯所帶來的挫折感？我看未必。日本過去一些世界級品牌的產品似失去了光環，從前日本造的小汽車幾乎獨步天下，質量極佳，但近年常聽到因某些零件有問題而要回收。10多年前日本的不少電器用品聲譽很好，但近年很多品牌已給南韓超過。在美國的家電商場，你會發現日本的電視機洗衣機等用品，已經淪為二流，售價遠比南韓的便宜。
人的因素第一，日本人工作的認真態度，可能已不如前。經濟若長期停頓，社會流動必然差勁，在這種條件下，人民工作的積極性會大打折扣。
我們可以更直接觀察到日本人的心理狀態。聯合國委託薩克斯（Jeffrey Sachs）等人搞的快樂指數報告，內中數據顯示日本人快樂程度的排名為世界第53名，比起排第50的意大利、第47的馬來西亞，與第22的新加坡都要遜色。以日本經濟與科技等的發展程度看來，她應該排名高得多，但這也顯出日本人的挫折感確實存在。皮爾(Pew)研究中心做過調查，它發現60%的日本人認為現今經濟很不妙（只有8%的中國人認為中國經濟不好）；更具啟發性的是72%的日本人認為他們的子女將來的生活水平比不上他們。預期下一代過得比不上這一代，是很悲觀的判斷，但這正是日本人當今心情的如實反映了。
原刊於《信報》，獲授權發表。
（封面圖片：亞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