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經濟尚未真正回穩，其中日本經濟依然沉痾不起，這正是世界經濟未能全面復甦的一個重要指標。去年日本 GDP 增長只得0.6%，前年更只得負0.1%，日經指數近月頗有波動，但從去年12月至今已下挫了17%；以美元計算，日本去年的名義 GDP 還比不上2008年金融海嘯的那一年，可見安倍晉三雖三箭齊發，但看樣子無一中的，箭箭皆空。
日本無論在經濟發展所處的階段還是人口老化的程度，都與香港極為相似，甚或比香港領先半步， 日本的情況在不少方面很可能是香港未來的寫照，我們不可不防；而日本經濟政策的成敗經驗，又恰好可成為香港的參考，我們或許可以從日本的失敗中總結經驗，避免實施一些錯誤政策。日本的反面經驗，不單香港可總結吸收，對內地一樣有參考價值。
安倍三箭 全數落空
2015年日本人民的年齡中位數是46.5歲，中國是36.8歲，香港是43.6歲（根據美國中央情報局《世界事實書》的估計），從這些數字可見，日本人口老化程度高於香港，更大幅度地高於中國內地，但從出生率和預期壽命看，日本與香港幾乎沒有差距。這意味日本只是進入老化期比香港為早，後者稍後便會追上今天的日本。至於中國，其老化程度則可能要數十年後才出現日本今天的局面。雖則如此，人口結構所帶來的問題，往往要數十年才可化解，中國若要研判人口對日本經濟的影響，現在並非太早。
安倍的三支箭是什麼？一是寬鬆的貨幣政策；二是短線的財政政策刺激經濟；三是對勞動市場及產品市場作一些改革，例如提高女性的勞動參與率。前二者是典型的凱恩斯政策，目的是刺激短線需求。第三支箭則勉強可歸納為對經濟的結構性改革，類似內地近月常提到的所謂「供應側」（又稱「供給側」，supply side）政策，有別於凱恩斯的「需求側」（demand side）政策。嚴格來說，安倍的第三支箭尚未完全射出，其結構性改革，根本沒有大力推行。他有做的，主要是在貨幣與財政政策上，正如新古典經濟學家所相信的，此種政策不但解決不了問題，而且可以令問題更糟糕。
日本貨幣政策較早階段是搞量化寬鬆。安倍委任了新的日本央行行長後，政策目標是要把通脹率推到2%，手段是降低利率，大量用新發行的鈔票回購長期的政府債券。這些政策的後果是日圓大幅貶值，從2012年12月26日安倍擔任首相起，至到2015年6月6日日圓的低位，美元相對於日圓共升值46.9%（即日圓貶了約32%），日經指數在同一期間也升了近97%，但若以美元計價，日經指數其實只升了34%左右。這個34%，可能相當大程度地是因為利率下降至接近零所致。
今年1月，日本央行更把商業銀行儲備的利率壓至負數，但市場對負利率的意義解讀分歧，不少人認為這不可能持續，亦有認為是央行絕望下的舉措。利率見負，日圓卻反其道而行，今年1月31至4月30日，日圓倒升14%，但強日圓卻使股市下挫了約10%。我們若把各時段的日圓價與日經指數找來，容易見到兩者有很強的相關性，日圓愈貶值，股價便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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