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數經濟學者都認為，家境屬基層與中下層的年青一代，生活水平將遜於父母一輩；反之，上層及中上層家庭中的年青人，生活水平將勝過父母。社會日形分化，此一趨勢將延續至下一代。但對於造成這趨勢的成因，經濟學家則見解不一，這對於整體社會和政府當局將如何解決世代差異問題，其實極為重要。
哥倫比亞大學教授 Joseph Stiglitz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屬左傾民主黨學者，在最近發表的著作中指出，大西洋兩岸年青一代的投票模式與其父母輩有很大區別。香港亦有類似現象。
Stiglitz 將這項差異歸因於日益加深的世代間鴻溝，兩代之間不但生活方式有別，即使人生經歷以至未來展望，也各自不同。
人力資本根基
這言論未免過於誇大。Stiglitz 所歸納出的世代間差距包括就業機會、生活保障與及自置居所能力三方面，下文將逐一剖析。
首先，Stiglitz 表示父母輩所處的時代機遇處處，不愁出路，但今時今日的年青人動輒需經多月始能覓得職位，且多數沒有經濟能力遷離父母居所，即使大學畢業生也不例外。
待遇優厚職位減少，也就是說社會不均現象日見嚴重：收入愈高、增薪速率愈快；收入愈低、增薪速率愈慢。近3、40年來，全球各地都有充份數據顯示這種情況，究竟原因何在？
我認為收入不均情況惡化，原因在於人力資本投資（human capital investment）效應有變。隨着科技發展，教育水平上升，收入愈多，亦即回報率愈高。現今年青一代的教育投資回報率，實較父母一代為高。
若能增加高教育水平一群的人數，便可補救問題。人力資本投資既可透過加強就業者的生產力而直接提高其收入，與此同時亦即減少教育程度較低者的數量，而達至間接提升其收入。是以收入不均現象惡化，其實是社會及政府的人力資本投資政策失敗所致。
觀乎低下及中下階層的年青人，父母往往已經離婚，人力資本投資極度不足。在單親家庭兼有欠理想的環境中長大，子女難望有好的學習與模仿對像。隨着女性教育水平提升，具高教育水平的男性選擇與具高教育水平的女性結婚，亦即所謂擇偶通婚，更加削弱了生於教育水平較低家庭的年青一代的人力資本投資機會。他們遠在有機會接受高等教育之前，就已經比別人落後，縱使往後如何努力，仍不易扭轉弱勢，換句話說，他們早已輸在人生起跑線上，而現今的人生起跑線，是在出生那天。
至於出身上層及中上階層的一群，父母較少離異，；早於幼年時期，即已獲大量人力資本的投資。
Stiglitz 指出在時下年青一代心目中，其際遇所以不及父母輩，非因在學業和事業上不夠用功，卻在於經濟遊戲規則不公，即使金融風暴由銀行界害群之馬一手造成，他們離職反獲優厚花紅獎賞，大部份更毋須為過失承擔後果。
因此，儘管政治精英承諾將有前所未有的社會繁榮，可令人人受惠，但年青一代只看到自由市場資本主義只會令處於收入分佈最上層的百份之一的人士得益，使其更加富裕。年青一代對政治精英信心盡失。Stiglitz 提出「認清問題才有望解決問題」之說，又謂「年青人能夠認清問題所在，且認為世代之間未有公義，是有理心存憤慨的」。
若所指只限於一小部份年青人，則 Stiglitz 的這一論點可說不無道理，只是「憤怒政治」並非只限於政治左翼，而亦存在於政治右翼。美國有「茶黨」支持者，提倡宗教覺醒、家庭價值、個人責任、反對墮胎、有限度政府；亦有「特朗普」支持者，主要來自白人低下以及中下階層。
Stiglitz 認為貧富經濟差距日增的政治問題，是由於收入分佈中最上層的1% 才能因投資較多於人力資本而獲益。這論點並不正確。從數據可見，最高1% 的收入增加速率較最高5% 為高；最高5% 的收入增加速率又較最高10% 為高；最高10% 的收入增加速率也較最高25% 為高，餘此類推，影響範圍遍及收入分佈的所有層面，根本就是深層社會、經濟問題，而非政治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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