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進入18世紀數十年，德國全民仍同受此折磨；而香港受磨難者則是數目日增，但與社會上層相去日遠的一群。近30年間，香港佔全中國 GDP 比率已由1／5減至3%；在亞洲金融風暴爆發之前，香港社會不少人還憧憬香港勢將成為東方曼哈頓，有誰料到如今竟要全城銷售員接待大陸旅客，本地人反而要北上討價還價；靠人過活，縱使能保溫飽，心裡總是不好過。
感性思維的風險
1640年，普魯士「大選侯」Frederick William（1640—88年）展開建國擴軍大計，而且後繼有人，終在1870年實現德意志統一大業，足以挑戰法國及歐洲其他強國。普魯士從此建成非父權、非貴族的理性型國家官僚及軍事體系，在開明專制君主統治下，儼如「軍中有國」（an army with a country）。對普魯士而言，建國與建軍終成存亡所繫的關鍵。
哲學家黑格爾（Georg Hegel，1770–1831年）年少時，曾親眼目睹拿破崙在耶拿（Jena）戰役大敗普魯士之後策馬入城的情景，認為普魯士之敗，正好象徵現代國家的勝利。他1807年發表的著作 The Phenomenology of the Spirit 中，更提出這種國家現代性（state modernity）是人類體現自尊的悠長歷史進程的頂峰。「30年戰爭」之後德國人致力尋找心靈深處的滿足感，終於在建國及確立民族身份之中找到所期。
嘗試把本土主義演繹為香港前途的論說雖尚在萌芽，卻已否定近60年來主流政治及統治觀念（包括政府、建制以及主流民主反對派的主流觀念），拒絕接納一貫來的主流思想，包括主流民主思想，及高舉民主價值；是使激進本土主義抬頭的第三個因素；這與17、18世紀德國在尋求國家權力及國民身份時拒絕接納啟蒙時期自由主義之舉，可說如出一轍。
至於企圖為香港演繹本土主義論說之輩，對任何頭腦清醒的人來說，鑑於其不切實際的目標，其浪漫理想主義真的令人發笑。話說回來，德國統一在1648年想亦聽來無稽，德國當時仍由300名王公及1,200名準王公統治，分裂之勢難望修復。雖然德國思想最終戰勝不可能的困難，但卻為人類留下非常可怕的惡果。
德國哲人深入探索人類心靈，確實為人類帶來不少好處，例如藝術家乃創造者而非工匠，藝術表達藝術家世界觀，而非單純為反映世界的觀念，就極具啟發。主觀心靈不受束縛，得以豐富人生，並與人生中種種不尋常事物共容（故需持高層次的寬容態度）；音樂、舞蹈、戲劇、繪畫、文化、建築、文學，無一不受影響。
放眼香港，不少曾到金鐘佔領運動現場者，都帶回不少故事、照片、各類創作樣本以及寫作，在在反映出參加運動的年青人創意活力之旺盛。
德國哲學家臨崖下望
然而在政治上，德國理想主義卻引發對權力及國家完全不同的觀念。支持納粹主義最有識見的德國法學家兼政治理論家 Carl Schmitt（1888—1985年），就認為民主與議會主義（或自由主義）互相矛盾。議會主義不在乎探討應做之事，而只在乎利益協商。
Schmitt 更認為自由派往往以為政治為經濟效命；議會主義則視政治精義為律法；又提出政治的目的正是為了作出終極決定，亦即是絕對承諾。議會主義認為政治能逃避作出終極決定，但實際上卻是把國家陷於分裂之險。他由此作出結論，認為政治上的正確決定，必須以國民及國家的歷史命運為依歸。果真如此，則任何有礙正確政治決定的事物均應視為進步的障礙，理應不顧一切加以掃除。
Schmitt 於1950年早已洞識先機，發表著作指出全球化勢將令國際糾紛加劇而非減弱，1963年之際則指出恐怖主義擴張將成為對全球化的回應。他又指出由於政治的對立性，隨着文化迴異的社會交往日趨頻繁，出現矛盾乃勢所難免。香港激進本土主義者在社運中推崇勇武精神，以之作為工具，帶出第四個因素。
對於人類內心的陰暗面，他大概亦比經典自由主義思想家別具慧眼。其實歷史也充斥着種族滅絕、宗教及種族清洗，以及階級戰爭暴行呢！
自由主義當然並非解決世上一切難題的萬應靈丹。德國理想主義誕生之際，該國社經苦難深重及備受心理屈辱，這些經歷在釋放人類心靈創造力之餘，同時產生針對人類而非創造價值的破壞力。
德國哲學家臨崖下望，一無所見，於是想像崖下景況，堅定信念，決意一躍而下；英國哲學家臨崖下望，一無所見，自我開脫並非必須深究崖下景况，隨之遠離崖邊，繼續前行。但願在香港成長的青年男女，都不會輕易受二次大戰前的德國哲學及政治觀所迷惑。
原文刊於《信報》，本社獲授權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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