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社運中日漸紮根的本土主義，近期政治能量增強，本土主義組織針對個別事件採取行動，包括「驅蝗行動」、反搶購奶粉潮，在元朗及沙田區的驅趕跨境水貨客示威，以及參與幾家大學學生會選舉等。本土派上月在新界東補選中可說站穩陣腳，取得選民初步支持，足見其政治能量的雛形。
毫無疑問，新一代年輕人正冒起成為社運的生力軍，雖然活躍政治的年輕人並非均屬本土派，且有不少正考慮何處落戶，但普遍發覺本土主義在同輩之間日受認同。
德國與香港 四大共通因素
究竟這輩年輕選民有何背景？為何對政治如此熱衷？其政見從何而來？由於德國乃本土主義（後演變成民族主義）成為政治力量的發源地，我根據德國歷史，以現今社會類同現象互作比較，發現有四個因素造成：
一、社會日趨發達，但社會及經濟長期匱乏；
二、備受屈辱和欠缺人性滿足；
三、拒絕接納繁華世界論說；
四、尋求崇尚勇武精神論說。
香港不少青年的困境
第一項因素體現於位置偏遠的公共屋邨，那也是在成長階段孤立無援、苦無出路年輕人的溫床。這一輩生於1990年代，此期間不少公共屋邨選址新界，這一代的年輕人不少就在新界區長大。
這群年輕人不但生活貧困，由於居於偏遠地區，很多到十多歲才有機會踏足中環，對於新界以外的其他地區，在成長階段只能透過電視（現時則往往透過手機）間接了解。回顧1980年代前，不少公屋建於九龍或港島區，即使在公屋成長，步行15分鐘就可體驗香港的都會生活。
由新界前往市區的限制，並非純因交通費用高昂。考得九龍或港島區中小學的少數幸運兒，要日復一日地乘搭長途車，困在水洩不通的東鐵線車廂中，被隨身行李一大堆，而又南腔北調的乘客擠得透不過氣來。即使不搭長途港鐵線者，同樣可輕易從 YouTube 的短片中，感受到惡夢般的迫車情景。在新界公屋成長的年輕人，若與其他在巿區居住的同輩（尤其是非公屋居民）相比，兩者的日常生活體驗當然有分別。
1981年，租住公屋的住戶（戶主年齡在65歲以下）之中，收入低於全港入息中位數的比率僅為51.4%；但在30年後的2011年，此一比率已飆升至80%。1976至2011年期間，離婚人士在收入最低四分位值並為公屋租戶的組別中，所佔比率由1.6% 升至 31.1%；同期內，在戶主曾經結婚並與子女同住的公屋住戶之中，單親家庭的比率由4.3% 增至16%。2011年公屋住戶中包含近20年內到港新移民的成員者，所佔比率更高達40%。
時至今日，公共屋邨已成為大多數低收入住戶、離婚住戶、單親住戶，以及包含新移民成員住戶的聚居之所，地點多屬偏遠地區，而以新界北區為主。
情況急促惡化，實由近30年來的社經重大轉型所致。雖然草根社工界對此有所注意，但市民大眾未能理解受影響人數之多、根源所在，及對人性本質的影響與政治後果；單看只反映收入不均現象的堅尼系數升幅並未能呈現箇中真相。
部分論者甚或可視目前政策乃行之有效，對處理轉變收到預期效果。畢竟在有關政策下，此等弱勢社群集中於偏遠公共屋邨，其居住環境亦總勝過巴黎市郊的貧民區。
在公屋單位生活及成長的人士或家庭，轉換居住環境的機會可說微乎其微。這群公屋長期住客所身處沒有流動性的社區，自然成為政客拉攏以組織團隊、爭取選票的目標，區內包括滿腹牢騷的選民以及大批踴躍參政的志願青年，後者積極尋求足以為其前途燃起一線希望的政治論說。於是亦孕育出青年社運的第二個因素。
德國史上的陰影
到底怎樣的論說才能夠在這一輩之中引發共鳴？在此不妨從德國歷史中尋找線索。1648年，歐洲史上最慘烈的「30年戰爭」終告結束，縱然戰場上的傷亡數字不及後來戰役，然而遇害平民卻不計其數，當時德國部份地方有1／3居民在戰事中犠牲，在中歐及波希米亞地區（今日捷克及斯洛伐克一帶），更有多個地區喪失近半居民。這場戰爭的死亡數字入於世界史上十大之列，在歐洲史上則居首位。
戰後，德國精神備受打擊，一沉不起，德國文化蒙上偏守一隅的狹隘色彩，就連巴赫的偉大音樂作品也不例外。面對發展一日千里的西歐強國，尤其正當強鄰法國無論在科學、藝術以至人類生活上各種領域，都卓絕群倫，德國的民族自卑感更倍顯濃烈。
至於思維方面，德國人轉向心靈探索，以至於推崇非理性及神秘思想的境地。正如Isaiah Berlin 所說：「影響所及，其內在生活於是變得極其深邃，衍生出大量感人至深、引人入勝，而又極為個人化兼且暴烈情緒化的文學，以致仇智，更自然而然痛恨法國、假髮、絲襪、沙龍、貪污、將軍、帝皇，以至認為世上所有偉大和優秀的人物都是財富、邪惡和魔鬼的化身。」
「這是本性虔誠的國民受盡屈辱之後的自然反應，即使時空有異，亦時有發生。這也是一種特殊的反文化、反智主義以及仇外心態。當時的德國人特別容易有此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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