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國漢校長：經濟轉型須靠政府領頭

鄭國漢校長是香港有名的經濟學家之一，訪問除了談博雅教育，我們也請他分析香港的經濟狀況。

月前《信報》引述一項調查指，以月入1.2萬元畢業生為例，在樓價不變及每年加薪5％情況下，約14年才能儲夠三成首期購入300萬元單位（圖一）（註一）。這幾年來年輕人投訴「上不到樓」，縱使大學畢業生也感嘆生活艱難，造成今日局面，是否因為香港經濟正在走向下坡？鄭國漢校長認為，「雖然在經濟增長方面，香港是比四小龍相對慢的，但觀乎很多指標，暫時來說還未可以說是衰退。」事實上，據香港政府統計處6月17日公布，3至5月經季節性調整的失業率為3.1%，屬低水平，而有調查更指逾5成香港僱主認為「請人難」（註二），那麼問題究竟出在哪裏？鄭國漢指出：「問題在於市民的實質收入和實質購買力，現在的物價水平已不能跟10年前同日而語，但大學畢業生的起薪點卻沒有按比例提升，大概仍是10,000多元，這就是香港現在的經濟困境。」

既然經濟繁榮，為什麼仍會陷入困境呢？「大家都見到，本港的樓市是好的，一些行業如零售、酒店都發展得很好，放在一起看就知道現在社會的經濟發展不平均：某部分的人得益很多，卻並讓大眾分享到。」鄭國漢將問題歸咎香港整個經濟結構：「說了10幾年了，我們的經濟結構是否太單一呢？如何將它變得多元化？這是大部分人都明白但始終都達成不到的目標，其中土地供應問題是長久以來的原因。以往政府不想樓價下跌，因為會令很多人受害、不滿，故此在政策方面是支持地產的。支持地產的方式有兩種：一是給予更多土地，二是支持物業價格，而香港較多是後者。本港土地供應長時期追不上需求，從經濟學角度來看，結果就顯而易見。另一方面，較為次要的原因是聯繫匯率，當美金貶值時我們港元也跟着貶值，後果就是物價上漲，在這情況下，人們自然寧願將鈔票換成物業，這也成了推高樓價的幫兇。結果是在這個體制下，土地供應不足，物價高昂，導致只有少部分付得起租金的行業才有機會發展，例如做遊客生意的零售商、酒店等等，但其他如新科技公司，一些要經過嘗試，甚至早期虧蝕的行業，就十分困難。」鄭國漢援引科技巨擘 Google、Facebook 等公司作例子，「為什麼他們可以請酒店的廚師來免費服務員工？因為公司賺到錢，一個經濟體的競爭力就是公司的競爭力，公司賺得多，才能給員工高薪，繼而請到好員工。有人說香港工資高，所以不能發展創新科技，這不合理，如果拍出來的電影、造出來的科技玩意可以風行全球，怎會給不到高薪？正是這些工業才能支撐高薪金。」

像創新科技、創意工業這類行業，在本港的發展成果一路以來乏善足陳。「另一個問題是我們一直存有一種僥倖的心理。我們表達了一個良好願望，希望產業多元化，支持這個、支持那個，這是對的，因為能夠支持本地薪金水平的，不再是勞工密集型的工業，而將會是創新科技、創意工業，但問題是我們說多過做。說到底，是無人夠膽出來用自己前途作一個賭注，結果雖然並非不做，卻是每樣做一點。」鄭國漢教授相信政府支持是相當重要的，「就如硅谷縱然是自發性的，但發展背景亦是大量國防科技支撐，雖然是間接，但國家也要投入大量資源。我們認為政府投資有風險，有機會失敗，因此希望刀仔鋸大樹，不過低投資的結果就是低回報，這就是現在行內的情況。僥倖心理讓我們覺得投資少許就能成功轉型，然而世界上沒這種事。我們的政治制度就是不能讓部分人夠膽去冒風險，不成功就要下台，那就不如不做了。」

「我們欠缺的是決心！」鄭國漢校長感慨道，「曾經有個高官說過只會投放50億給一個大學科研項目，旨在令香港轉型，不成功就不會再給錢，但實際上怎麼會如此容易？如果500億能幫助到轉型也已是很理想了。」政府投資有風險，不能保證有成效，鄭國漢同意這個說法，但他認為最重要的是成功多於失敗的政策，就是好的。「浦東是一個例子，今日上海著名的金融中心，如果當初沒有政策的推動，是不會出現的。在發展初期，外資銀行都拒絕去浦東，因為當時那裏只是一塊爛地，大家都寧願去浦西。政府唯有用人民幣業務利誘他們一同去發展，因為要在一個區域催生一個行業，實際上要有一個群聚效應（cluster effect），達致一個規模經濟（economies of scale），規模不夠大就會失敗，要夠大才能拉低成本，提高技術才能有生存空間。所以說，很多事做一點等於不做，要做足夠，把它推過了臨界點才會成功。」他認為中國大陸在這方面比較有決心，說做就做，投入資源，甚至用行政命令推動，因而擁抱成功。「相反我們現在除了傳統金融領域之外，實在沒什麼新的發展點。韓國的電視、演藝事業風行世界，實在也是政府投放大量資源的結果。」然則就是政府的錯嗎？「也不能怪政府，因為政府是社會的一部分，社會不支持政府這樣做，社會沒決心，政府都不敢輕舉妄動。」

香港向來不鼓吹政府干預，而且一直以來「小政府大市場」的政策方針行之有效，所謂社會沒決心，不就是對市場的信心嗎？「這個方針在輕工業時代，即穿塑膠花的那個時是適合的。但當時政府並非毫無參與，而會投資工業大廈，只是在行業發展方面，不會給予具體方向。當時世界趨勢對香港十分有利，首先，戰後很多國家都關閉門戶，發展自己，不在意爭取國際市場；同時國際市場尤其是美國，由於自身經濟轉型、產業升級，所以將低層次工業品開放給香港入口。香港把握了這個機遇，再加上從上海南下的移民當中有很多工業家，將技術引入香港，因此市場就在這裏，不用擔心。當時情況下，這個方針很合適，但時移世易，是否一本通書睇到老呢？」1980年，時任香港財政司夏鼎基提出「積極不干預」政策，至今已超過30年。「香港已經有人指出我們不能一成不變，政府在推動經濟發展是有一定角色的，韓國、新加坡，甚至國內也一樣，不會因為一兩句反對就不做。」

在政府的參與下，自由市場制度會否被破壞呢？鄭國漢認為,「有政府支持，業界就敢做；要是政府無心，業界則不願冒風險，這是整個生態環境的問題，而非個別企業能說了算。創新不是自由市場輕易能做到的，在外國，創新研究很多時是政府資助，包括國防的基礎研究。現實與我們心中那套完全競爭（perfect competition）是兩回事，因為那是一個技術大家充分掌握、有無限人競爭，最理想、最有效率的世界，但這些高薪行業並非這樣的，像 Google 這些公司是有壟斷力的，為什麼？因為有些事情它做到，其他人做不到。我們欠缺這些企業。」政府在不久的將來有否推動經濟發展的政策出台？作為經濟發展委員會成員的鄭國漢表示：「我相信會有，但不會很大規模，首先是膽識問題，現在的政策很怕被人批評；第二是能否得到共識去推動。其他國家如新加坡、中國，會做吸引外資的行動，但我們的體制不同，有些事情它們做到，我們做不到，所以現在本港人均 GDP 已比其他地區低。」

香港面臨經濟轉型的瓶頸，鄭國漢認為我們既不應一成不變，更要好好利用既有優勢：「現在的確是愈來愈依賴中國大陸，但這不是一種罪，反而是福蔭。你看新加坡多想旁邊有個大陸，但她沒有，唯有去創造條件搞旅遊、金融。相反我們在金融方面坐擁很多優勢，例如人民幣離岸業務及財富管理，我們始終是第一，現在雖然對倫敦、新加坡等陸續開放，但北京的政策是在向全球開放之前，局部開放予香港。另外還有最近熱門的滬港通（Shanghai-Hong Kong Stock Connect），讓大家去買雙方的股票投資，這些都要政策配合，不是我們的政策，而是北京政策。」他認為香港是開放型小經濟，不可能實行保護主義：「現在全世界都想跟中國做生意，例如李克強總理早前去英國就簽署了一項幾百億美元的合作協議，但偏偏香港在這個時候有中港矛盾，令我們可能會失去本來應有的東西。保護主義出現在一個經濟競爭力不強的地方是正常的，歐美以前都試過，但因為國家幅員廣闊，成本相對小，可以進行內部分工；香港則是個開放型經濟，不可能有保護主義。」鄭國漢明言對香港情況不樂觀，「正如讓香港成為人民幣離岸中心，容許我們早於其他人管理大陸的財富，是她給你的，不是自然的市場行為，需要政策推動，但在中港政治對抗下，可能不會太順利。中國作為崛起的大國，很難見到她會讓步，面對美、日、澳的軍事同盟封鎖的中國，若再感受到來自香港的威脅，對香港十分糟糕。」

加上來自上海的競爭，鄭國漢恐怕香港的角色會被淡化。「上海已經被定義為2020年的國際金融中心，一方面是上海主動爭取，想取代香港，另一方面從中央角度，亦是兩手準備。去年上海成立了自由貿易區作試點，目前仍是物流為主，不過若有一日它在金融上能連接世界的話，香港的角色就會被淡化。」有論者認為上海甚至已超越香港，他不以為然：「上海很多方面都未及香港水平，例如規章制度等軟件，雖然部分硬件可能已超過，但總體仍是落後於香港。」不過，鄭國漢校長慨嘆本港背靠祖國的很多商業機會可能會因中港矛盾而化為烏有：「因為不可能政治上對抗，同時經濟上又給你好處，這兩樣不會同時發展的。」

註一：〈港大調查：25%年輕人想買樓〉，《信報》A06，31-07-2014。

註二：〈逾半僱主請人難 銷售員最渴市〉，《香港經濟日報》A20，29-07-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