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區域法院審議一宗已婚中學男教師涉嫌與一名15歲女學生發展師生戀的案件，法官因被告承認與16歲以下女童非法性交及非禮兩罪，最後判處被告罪成，入獄22個月。由於案情牽涉一位老師，而且任教宗教科，因此有讀者質疑他的犯案動機十分可惡，該當嚴懲，該教師憑藉着宗教信仰的便利，取信於學生甚或其他學校中人，但其實心懷不軌。他藉着與學生建立緊密關係犯案，濫用學生、家長和同儕的信任，結果損害學生貞操，更是罪不可恕！
基於案件與2017年在同一區發生的案件相類似，性質也相同，所以本文一併分析討論，思考當校園出現性侵事件時的責任誰屬問題，同時亦擬深入探討可從哪幾方面入手，還校園安寧，杜絕於忍微之處，如何防範於未然。
查2017年的性侵個案內容大概是，深水埗一間直資中學疑有男教師性騷擾女學生，案中有至少兩名女學生報稱受害，她們聲稱曾被涉事教師多次載到僻靜處非禮，甚至曾被強行扯脫裙子、被迫觸摸該老師下體等。
事件的共性問題
首先，兩件事件反映了一些共性與制度失效的質疑：
第一，兩位涉事者與受害者背景高度相似，中學教師同樣借用關心為由親近學生，而學校均處於同一個社區，學生社經背景相若，容易信任關心她們的成人。其次，校方處理被動，2017年依賴學生投訴後報警，2023年由家長主動追查，校方均未主動通報或公開警示，僅完成程序處理。
其三，後續監管真空，2017年涉事教師轉職他往，2023年涉事教師據報修讀其他職業訓練課程，準備出獄後轉換行業，但似乎教育局與學校皆未有特別追蹤離職教師的職業流向，導致潛在風險外溢，例如若教師未有被取消註冊，他們仍有可能繼續在學校工作，包括長期或短期任職，犯案風險仍在。且危機處理有實質空洞化的可能，兩個案例的校方均聲稱啟動危機處理機制，但兩次事件均未見預防性措施（如加強宗教活動監察、教師行為審查），僅事後切割關係。再者，2023年的案例中，教師涉與未成年發生性行為，卻被允許低調辭職，學生被迫繼續留校，顯示校方優先考慮校譽而非學生權益。
另外，事件亦反映了學校管理層有系統性失責的嫌疑，例如宗教科教師常被賦予道德權威形象，易形成信任盲區，學校未建立對宗教活動的透明監察機制（如小組聚會記錄、第三方在場要求）；而加害者利用宗教活動接觸學生（如小組輔導、課外關懷），學校卻未審查教師課外接觸學生的合理性。此外，程序合規是否就可以掩蓋實質責任？問題是校方滿足於形式上通報教育局，但未檢討及審視自身文化問題（如是否默許教師與學生發展不當關係）。兩次事件中，校方均未主動協助受害者轉介心理支援或法律資源，變相讓家庭獨自承擔後果。
從被動到主動的改善建議
至於改善建議，筆者認為業界必須從被動應對到主動防禦的系統管理方向走。
一、強化教育局與學校的聯動責任，可考慮建立：
1. 離職教師追蹤系統：教育局應建立不適任教師數據庫，強制學校通報涉及性侵、違反師德的離職案例，並限制其轉職教育或兒童相關行業。
2. 第三方獨立審查機制：對宗教科教師及課外活動引入外部機構（如社福團體、大學組織）定期評估，避免校方自查自糾的包庇可能。
二、改革校內的監管機制，並須頒布全校師生及家長知悉：
1. 透明化宗教活動：要求所有宗教相關聚會記錄參與者、內容與地點，禁止教師與學生單獨相處。
2. 強制舉報與支援流程：制定明確指引，要求校方在接獲投訴後24小時內通報教育局及警方，並立即提供受害者心理輔導與轉校選擇。
三、文化層面的根本改變，破除「神職光環」迷思：將宗教科教師納入與其他科目相同的行為考核標準，定期培訓教師倫理界限。另開設反性侵工作坊，明確告知學生舉報管道，並建立投訴平台，正面教育和保護學生。
最後，在公眾監督與法律問責方面，大眾傳播媒介亦應擔上公共教育責任，例如媒體可持續追蹤案件後續，揭露制度漏洞（如2017年未有監察加害者轉職去向），迫使當局公開改善進度。至於法律修正方面，教育局可促進推動修法要求學校對隱瞞性侵事件承擔連帶責任，並提高對自動辭職逃避問責的懲罰力度。兩宗事件揭示香港教育體系長期以程序合規代替實質保護的弊端。若學校與教育局僅滿足於「已辭職、已報告」的官僚回應，類似悲劇必將重演。真正的愛錫學生須體現在主動築牢防線，而非事後撇清責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