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獎得主Stigler：經濟學家為什麼不討人喜歡？

 

經濟學家作為一個獨立的群體，在18世紀末才首次得到承認。1790年偉大的英國哲學家和政治學家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對歐洲的未來發表了悲觀的預言：「騎士時代已經過去了。詭辯家、經濟學家和計算家（calculator）贏得了勝利；歐洲的輝煌永遠結束了。」經濟學家只是人類的一小部分群體，但卻摧毀了一個偉大的文明，我以為經濟學家們會因此獲得一些尊重，但事實上，他們的這一成就並沒有贏得多少人的欽佩和喜愛。不過，伯克顯然錯了。事實證明，19世紀是人類發展的黃金時期，無論是經濟、科學甚至道德領域都取得了長足的進步。詭辯家們無疑只是些吹毛求疵或虛偽的誇誇其談者而已，從不會對社會做出什麼貢獻，但經濟學家和計算家則沒有帶來那麼多的麻煩，事實上這兩者甚至還為創造一個輝煌的世紀略盡了綿薄之力。

 

 

然而，譴責經濟學家的傳統還是形成了，無論是偉人還是凡人都一直熱衷於延續這一傳統。我不想在此細數那些譴責（其中所蘊含的惡意通常都多於智慧），而是想提出一個問題，為什麼指責經濟學家會成為一種潮流呢（即使將經濟學家們罪有應得的成分都排除在外）？主要原因非常明顯——經濟學家一直充當着對社會改革建議「潑冷水」的角色，而對那些支持上述建議的改革者和慈善家而言，經濟學家帶來的只會是絕望。

 

經濟學家這種擊碎別人美好希望的行為被托馬斯·羅伯特·馬爾薩斯搞得尤為聲名狼藉。當時的馬爾薩斯是一個不錯的年輕牧師，剛從劍橋大學畢業。他的父親丹尼爾是一個真正的改革者，他是盧梭和英國無政府主義者威廉姆·戈德溫（William Godwin）的學生，1749年丹尼爾出版了一本名為《政治正義》（Political Justice）的著作，在該書中他認為造成我們這個世界各種問題存在的原因都在於婚姻制度、財產制度這類制度安排。

 

托馬斯·羅伯特·馬爾薩斯發現，在是否只要制度正確人類就能走向「完美」（或者至少是過得更舒服，更富於力量）這個問題上，他與父親是有分歧的。他認為，他發現了人類邁向完美過程中存在的一個不可逾越的障礙——「對性的熱衷」。由於這種熱衷，人類生養的後代數量將不可避免地超過社會的承受能力，因為人類的生育能力遠遠超過人類和自然提供生存資源的能力。

 

對此深信不疑的馬爾薩斯於1798年匿名出版了一本《人口論》（Essay on Population）。他因此贏得了不朽的名聲，但同時也使經濟學家們從此被人們稱為人類發展計劃的冷血批評家。馬爾薩斯的悲觀主義就是經濟學被稱為「一門沉悶的科學」的根源。儘管1825年以後馬爾薩斯的理論即便在經濟學家中也愈來愈不被認可（因為該理論是錯誤的），但經濟學家們還是一如既往地對各種充滿善意的政策給與批判。我最喜歡的一個代表了經濟學懷疑思想的例子就是一位極富天賦的愛爾蘭經濟學家兼律師，芒蒂福特·隆菲德（Mountifort Longfield）。

 

 

在英國一些地區，生活較富裕的人們通常會在小麥緊缺時期買下小麥再以半價轉售給窮人。顯然，這些人這麼做完全是出於利他主義；但1834年隆菲德則指出（在他的演講中），這些富人這麼做完全沒有意義。原因很簡單：假設小麥短缺的狀況一直持續到了下一個豐收季節，那麼唯一能幫助窮人的辦法就是讓富人們少吃點——經濟學家們也遵循算術法則。僅靠轉移金錢並不會在下個收穫季節來臨前生產出小麥，而事實上，隆菲德還天才般地向人們表明，金錢轉移只會使那些穀物商獲益。窮人們最終為小麥支付的錢還是和他們本來要支付的一樣多，並不會因半價買進而得到任何好處，在整個過程中只有最初的小麥持有人會獲益。在這個例子中，富人的慈善之舉實際上毫無意義。

 

長期以來，經濟學家大部分的公共角色就是按照經濟邏輯得出無情的結論：不管是隆菲德時代向窮人半價銷售小麥，還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最低工資規定和根據不同情況而制定的最高利率，都是如此。經濟學家們就像總是帶來壞消息的信使，也正因為如此才獲得了壞名聲。

 

 

但我認為，這種公共角色是必要的，或者說是重要的。那些辦事效率低下或效果適得其反的社會尤其需要知道這一點。醫生必須提醒病人警惕那些對其病癒無益甚至有害的「秘方」，工程師應該警告立法機關世界上不存在永動機。對經濟學家而言也是同樣的道理。著名的古典學者、牛津大學老師本傑明·喬伊特（Benjamin Jowett）就曾精妙地闡述過這一點。1861年，有一位維多利亞時代以反對活體解剖而聞名的女權主義者弗朗西絲·鮑爾·科布（Frances Power Cobbe）對經濟學家生出了諸多抱怨，而本傑明則針鋒相對地維護了經濟學家的聲譽。

就我自身而言，我希望能夠避免那些偽善的表述，比如「使命」之類的，受過教育的人並不喜歡這類表述。但我估計它們是籌錢的必要手段，不過既然這只是一個喜好問題，政治經濟學家也就完全可以對此進行重大調整。感覺的光芒從來不會教導我們怎樣去一同解決世界上存在的問題，而陽光也不會找到通往人類或野獸心中的途徑。

 

我總是希望所有人文學科都能與政治經濟學結合起來。也許有人會說這種結合是違背人性的，是不可能實現的。請恕我做這樣的推斷。

 

很難對上述頌揚進行反駁。經濟學家大大增加了人們對生活其中的這個世界的理解，而這正是科學家的使命，否認這一點難道不是很無禮，或者很無知嗎？

 

如果有誰同意經濟學家的存在是必要的，那麼我們並不要求他對經濟學家的喜愛多於對殯葬業者的喜愛。經濟學家們既不是特別好也不是特別壞，在善良、勇敢、慷慨或忠誠方面，他們和普通人差不多。如果他們，也就是說我們，要求別人給予嘉許，那僅僅是因為他們有一點點與眾不同。經濟學是唯一一門發展得相當好的社會科學（知道我說的謙虛是什麼樣的了吧？），因為它擁有一套廣泛的、可操作和可檢驗的理論體系。置身於經濟學會讓經濟學家們的思維方式與其他人稍有不同，我希望這些差異會帶來一些樂趣。

 

原刊於「人文經濟學會」網站，本社獲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