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多情況下，若我們做出一些帶有不少樂觀預期的決定，而它們的後果又要好一段時間才能浮現，我們很多時都只能將有關決定歸究於「動物精神」所起的作用。
Most, probably, of our decisions to do something positive, the full consequences of which will be drawn out over many days to come, can only be taken as a result of animal spirits……
──凱恩斯（John M. Keynes）
在上回，筆者談到市場力量得以發揮的先決條件，以及深圳經驗帶來的啟示。值得留意的是，儘管今天深圳毫無疑問是中國科技業的重鎮，但在90年代初時，相信沒有什麼人會有這樣的預期，而當時國家的經濟規劃官員亦沒有計劃將深圳融入國家科技發展大局。
深圳蛻變中國科技重鎮 不乏意外成分
事實上，在1990年代初時，若要估計中國未來的科技中心在哪裏，相信多數人會說是北京的中關村，而支持的理由很多，包括當時全國一線的科技公司方正、聯想等，總部都在北京。那裏亦有中國最好的大學和科研人才，國家政策又支持等，而且中關村當時已具一定的科技創新重鎮的雛形。但數十年過後，真實情況又是怎樣？
這為我們帶來一個重要啟示：打造一個社會現象是難度很高的事。在歷史上，失敗的例子甚多，不少看似甚有苗頭的個案，最後都是經不起時間的考驗。對有關問題談得最多的學者，相信是197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海耶克（Fredrick A. Hayek）。他經常強調，社會現象的本質就是一所謂的「自然整合現象」（Spontaneous order），不可以靠計劃人為打造出來的。
為什麼如此？海耶克似乎沒有很詳細地直接解釋。而綜合他有關的觀點，一個重要原因可能是：社會現象的建立和持續，是需要牽涉動輒以百萬千萬計的人和組織，沒有機構是可以掌握到所有資訊，因為世界瞬息萬變和不斷在持續互動。毋疑，政府的推動是會帶來一定作用，但要成事和持續，是不能擺脫自然力量的掣肘。
無形之手怎樣跟有形之手建立良性互動？
這把我們引領到一個更重要的問題：自然力量的運作又有否遵循什麼規律和原則？亞當·史密斯在人類思想史上最大貢獻之一，就是發現和深入地分析，並將之命名為「自由巿場」。史密斯顯然認為，自由巿場是人類財冨的搖籃，而嚴復當年將他的巨著翻譯為「原富論」（即《國富論》，The Wealth of Nations），可說甚為傳神。
值得留意的是，《原富論》英文全名是"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史密斯只視之為一種探討，沒有認定自由巿場是萬能的。令人可惜的是，過去200多年經濟學界沒有在史密斯那令人驚嘆的基礎上，對自由巿場的運作、財富創造的原理等問題不斷深化探討，而是轉去將巿場的概念數學化，甚或神話化。
無論如何，史密斯當年只是說自由市場有如「無形之手」，若經濟要發展，純粹單憑自然力量是未足以成事的。在現實世界裏，「有形之手」比比皆是。市場的「無形之手」怎樣才可跟企業、政府等建立起良性互動？這是很深奧的課題。筆者在上文指出，市場參與者能對未來建立憧憬，是令市場力量得以啟動的重要因素，這亦可能是深圳跟東歐和俄羅斯90年代以來的經濟表現截然不同的關鍵。
深圳經驗與「動物精神」
驀然回首，東歐和俄羅斯當年所做的，只是將不少國企和國家資產的擁有權改變了，但未足以改變整個市場對未來的預期。儘管政府和某人些人曾嘗試勾劃一個宏偉美麗的願景，但市場參與者卻不認為值得冒風險投資。
另一邊廂，深圳沒有勾劃出要成為「中國矽谷」的願景，甚至坦然承認整個藍圖只是摸着石頭過河，隨機應變、見步行步，不斷強調堅持改革開放，以及讓部分人先富起來。對一間企業和組織而言，深圳當年的藍圖可能並不合格。不過，對啟動整個經濟體制內的自由市場力量而言，深圳這看似模糊中有點務實、務實權宜中又有些策略的藍圖，可能有着不少奇妙的作用。其中最重要的一點，可能就是本文開首提到凱恩斯所指的「動物精神」（animal spirits）。這種精神能否被燃起，可能亦是香港經濟今回能否跨過挑戰的一大關鍵，下回會再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