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接上文：追懷陳慕華教授：從醫學到史學
宕開一筆。《施玉麒法政牧師讚頌錄》與《役己道人》二書的問世，對我個人也影響甚大。
我在中學時代對母校校史抱有很大興趣。2004年由於施牧讚頌錄的編纂，使博士畢業未幾的我對校史的興趣在沉寂多年後重啟。恰好舊生會當年舉辦135週年聚會，裝幀精製的晚宴場刊中有這樣一段介紹施校長的文字（原文為英文）：「施牧與女拔萃校長西門士就男女拔萃的創校年份展開了激烈爭論。會督居中調停後，最終確定女拔萃的創校年份為1860年。由此，1869年正式確定為男拔萃的創校年份。」這段文字真可謂「憑空翻起」，卻又「雲山霧罩」，引起我極大的好奇。我於是和同為校友的方頴聰博士開始蒐集1860至1869年之間的校史資料，加以考辨。那時頴聰已在中大數學系任課，我則執教台灣。稍後得悉馮老師和Moira撰寫《役己道人》，遂分享手邊的資料以備取用。不過男拔萃既以1869年為創校年份，前此九年只能算作「史前史」，故而《役己道人》限於體例，只能大致勾勒這九年的輪廓，不便開展進一步論述。也正因如此，令我和頴聰再接再厲，直到2021年撰成《女仔館興衰》。
回觀施牧和西門士夫人關於創校年份的爭論，一直有所傳聞而語焉不詳。再比對兩所拔萃的資料，往往對同一事件有截然不同的說法。頴聰和我的執筆精神，乃是去偽存真。但在去偽的過程中，有可能影響、甚至傷及某些受眾的感情。不過老實說，《女仔館興衰》一書撰寫過程長達17年，頴聰和我由此逐漸學會了站在既能抽離、又能共情的角度，去考察女仔館及兩所拔萃間的淵源問題，而非如兒戲般徒以九年之長短與先後為念。在蒐集資料時，我們又發現戰前本地英文報紙中，對於拔萃（男）書室每年頒獎日的報道非常詳盡（包括了主禮嘉賓〔往往是港督〕、校長和主教的致詞與報告全文），從1880年代至1941年，幾乎連續不斷。這一大筆史料前此不為人知，因此我們獲得1993屆校友的支持贊助，編輯《拔萃山人誌》（An Undefiled Heritage），至2024年終於出齊三卷本。
話說回頭，我結識Moira雖然時日不短，也不止一次在聚會中與她見面，但一般都是從馮老師口中得悉各種近況，Moira多半只是笑容滿面地坐在一旁，偶爾補充幾句而已。比較印象深刻的一次交流，是我撰寫論文〈混血兒的身份認同與價值實現：香港報刊內外的施玉麒〉時，她對我說如要尋找施牧的資料，還有若干線索。儘管如此，我依然沒有與她私下往來，完全意料不到後來會跟展開密切通信，電郵往來200餘封，直到她生命的最後一年。
新冠疫情首度爆發的2020年春天，我居家3、4個月，足不出戶，因此也一鼓作氣完成了《感世與自適：北洋元首的文學場域》與《漢藏之間：倉央嘉措舊體譯述研究》兩本拙著的初稿。入夏之際，鄭基恩校長、同窗好友Albert、師弟Kelvin先後與我通訊，不約而同地談到Moira正在主持拔萃女書院的校史計劃，且都言及她希望與我取得聯繫。此後未幾，我果然收到她的來函，她提及：目前正在為女拔萃撰寫校史《勵志揚善》（Daily Giving Service: A History of the Diocesan Girls’ School, Hong Kong）。原來和男校當年一樣，女校禮聘主筆也頗費周章，最後仍是年過八旬的她自告奮勇、披甲上陣。《勵志揚善》的格局與《役己道人》相近，分為兩卷，上卷以時間先後為軸，由Moira親自執筆；下卷以音樂、體育等主題為軸，由諸位校友分別負責。她從馮老師那裏得閱頴聰和我《女仔館興衰》書稿，感到內容翔實，對《勵志揚善》的撰寫有很大助益，因此打算在《勵志揚善》出版時，向我們正式致謝。
拙著得到Moira的肯定，可謂欣愧交集。此後，我和Moira對史料來源作了較全面的蒐羅，以免有漏網之魚。由於Moira遠在溫哥華，資料檢索不便，我也會不時前往中大圖書館代為查核。再如柯爾福會督（C. R. Alford, 1816-1898）在1869年發出的法令、鄭何艾齡（Irene Cheng, 1904-2007）、洪何文姿（Jean Gittins, 1908-1995）、楊何孝姿（Florence Yeo, 1915-2011）姊妹的回憶錄、梁雄姬所撰《中西融和：羅何錦姿》及西門士夫人的相關文章等，幸好我手邊皆有收藏，因此能夠第一時間拍攝或掃描，傳送給Moira。頴聰和我在為《女仔館興衰》作最後修訂時新覓得的材料，我們也會分享給Moira。她在覆函中致謝的同時又笑言：「本來還打算冒着疫情特意回港查書，現在看來不必了。」
在頻繁的討論中，Moira的勤勉與懇誠深深感動了我和頴聰，我們覺得是時候更加坦然地向她表達自己的立場。我們認為兩所拔萃的歷史記憶中，以訛傳訛之處不在少數，有些訛誤甚至被視為正史，必須加以糾正。舉例而言，1970年代的一種女拔萃簡史，內容甚多不洽人意之處，且影響到後來的歷史敘述。因此，全力協助Moira完成一本真善美兼備的校史，也是我們的至願。於是頴聰在繁重的教研工作之餘，為這本簡史作了三十多條詳盡的辨正註釋。我在傳送頴聰這個註釋本電子檔的同時，也明確表達了自己的憂心所在。Moira閱畢回信，希望我們釋懷，而她自己也會放心繼續寫下去。隨後，Moira將校史的前五章書稿，徵求我與頴聰的意見，我們自然盡力協助。此外，如「曰字樓男女館」時期（1869-1891）的校長雅瑟（W. M. B. Arthur, 1839-1912）、俾士（G. Piercy jr., 1856-1941）二位，男校方面只保存着他們晚年的照片，並不太接近其任教時的容顏。2009《役己道人》出版後，我在機緣巧合下與雅瑟、俾士家族的後人取得聯繫，獲得兩位校長中青年時代的照片，因此將之分享給Moira，對於《勵志揚善》屬於全新資料，對於《役己道人》也可謂亡羊補牢了。（待續）
追懷陳慕華教授 三之二
原刊於橙新聞，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