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春夏之交,橙新聞編輯張艷玲女士約我在7月底主持一場講座。我把題目擬為〈拔乎其萃──開埠以來香港女性雙語教育的艱難進路〉,講座為時30分鐘,算是即將付梓的書稿《女仔館興衰:香港拔萃書室的史前史(1860-1869)》之濃縮版先行推出,聊試「水溫」、投石問路罷。幸運的是講座於9月底在網上推出後,獲得了大量男女拔萃及協恩校友的支持,令人振奮。遠在加拿大的陳慕華教授(下稱Moira)也來函支持:「You are a good storyteller!」收到如此鼓勵,我於是投桃報李:當時正在閱讀她祖父陳珽芳先生的詩集,其中有一首〈女孫慕華優異畢業於港大醫科,歸而為我診疾,感而賦此〉,詩云:
家無良相有良醫。只顧蒼生不顧私。
深得老人家訓在,永恆守此莫相違。
我將這一頁拍攝後傳給Moira,她收信後十分感動,回函略云祖父在20世紀初就讀男拔萃,留下一張當年全班同學與班主任歪胡士先生(Mr. W. Vivash)的合影,相中所有學生的衣着都還是長袍馬褂瓜皮帽。這幅照片後來成為了她與馮以浤老師合著《役己道人:香港拔萃男書院歷史》(To Serve and to Lead: A History of the Diocesan Boys' School in Hong Kong, 2009)的插圖。

《役己道人》一書的撰寫與出版,是我認識Moira的契機之一。2004年,馮以浤老師和幾位1950年代的中學師兄要為已故校長施玉麒牧師(Canon G. She, 1904-1979)出版讚頌錄。他知道我在中六那年擔任校刊主編時,曾撰稿推出一篇紀念施校長的專欄文章,於是透過母校取得我的聯絡方式。除了徵求我授權、讓讚頌錄納入拙文外,馮老師也指出拙文中某些訛誤,與我斟酌修改。這一切都是透過電話進行的。直到整個讚頌錄出版就緒,馮老師才正式提出見面,地點就在他薄扶林花園的家中。記得那天來到馮老師的書房,赫然發現書櫃上的相架中是一張施玉麒校長的照片。照片中的施校長,樣貌比我在母校禮堂中所見素描像為年輕,還打着母校校服的領帶。我詫異地問:「這是當年施校長送給您的麼?」「非也,是我鄰居兼同學陳慕華的禮物。」馮老師笑道。這也是我第一次聽到Moira的大名。
原來Moira中小學時代皆就讀女拔萃,但女校當時理科師資有限,因此她中五那年便轉來男校,與馮老師成為同學,同年會考(1955),獲得政府獎學金。她立志學醫,升讀預科後繼續留在男校。由於1957年中七畢業成績優異,施牧自豪地公然稱她為「DBS Girl」(據說因此還遭到女拔萃校長西門士夫人〔Dr. C. J. Symons, 1918-2004〕的責難)。施牧又與Moira的父親陳少儒先生是好友,當時陳先生在漁農署工作,施牧便預約他退休後來任教生物科(只是1963年陳先生赴約之際,施牧已榮休兩載)。而這張照片,就是施牧當年贈給陳先生的。
Moira在英國取得博士學位後,前往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醫學院任職,因其對職業性肺病的開創性研究而享譽國際。她的發現極大影響了工作場所的健康和安全標準,保護無數工人免受呼吸道疾病的侵害,因此獲得美國工業衛生協會頒發的愛麗絲.漢密爾頓獎(Alice Hamilton Award),後又榮獲美國胸腔科學會頒發的傑出成就獎。1998年,Moira應邀返港,以「傑出教授」的名義執教於香港大學。2003年初,Moira搬入薄扶林花園,半年後馮老師夫婦也遷入相鄰單位,從此互為照應。獨居的Moira不時來馮府「蹭飯」,知道馮老師正在主編施牧專輯,整理舊物時發現先父留下的這張照片,便持以相贈。後來我多次造訪馮府,無論家中便飯或外出用餐,馮老師夫婦多半會邀Moira一起,我也結識了她。

《施玉麒法政牧師讚頌錄》出版後,當時的校長張灼祥先生與馮老師商議,組織校史撰寫及出版計劃,作為140周年(2009)的獻禮。然而好事多磨,最初編委會中的三位資深學者先後因故退出,以致計劃瀕臨夭折。2007年,張校長遂懇請馮老師自行擔任主筆。Moira得悉馮老師的難處後,毛遂自薦,成為校史合撰者。兩位合作無間,盡心盡力。據馮夫人張曼儀教授回憶,好多個傍晚,Moira就從隔壁敲門,進門便道:「我又過來蹭飯兼找人吵架啦!」所謂「吵架」,自然是指就書稿中的問題與馮老師討論。如是這般,《役己道人》終於在2009年準時出版。至2012年男拔萃校史館成立,Moira也與馮老師一起榮膺顧問之職。

《役己道人》是Moira榮休前後第一部著作,就性質而論和她以前發表的那四百多篇醫學論文截然不同。此書也為她的退休生涯開啟了一條新路:在考辨校史史料的過程中,她發現除了何明華會督(Bishop R. O. Hall, 1895-1975)影響深遠外,慈悲為懷的建築商林護(1871-1933)也起過決定性作用。於是,Moira在校史完成後馬不停蹄,完成了The Practical Prophet: Bishop Ronald O. Hall of Hong Kong and His Legacies(《實事求是的先知:香港聖公會何明華會督的遺教》,2015)和Lam Woo: Master Builder, Revolutionary, and Philanthropist(《林護:孫中山背後的香港建築商》,2017)。同時,Moira不忘醫學,著成《胸肺疾病手冊》(2010),更將目光拓展至香港醫學史。這是一個世人都關注卻難以入手的範疇:醫學界內無暇為、而醫學界外無能為也。Moira既是醫科出身,又累積了豐厚的修史經驗,何況還具有熱心腸和責任感,如此重任自然非其莫屬。往後幾年內,她先後推出了三卷本的A Medical History of Hong Kong,包括1842-1941(2018)、1942-2015(2019)和The Development and Contributions of Outpatient Services(《門診服務的發展與貢獻》,2021)三卷。此外,對於史上的重要人物,她別有專書論述。僅在2024年――也就是她生命的最後一年,她就出版了Rosie Young: A Lifetime of Selfless Service(《楊紫芝:無私奉獻的一生》)、《余氏家族百年醫學傳承》(與黃大偉合著)、《香港名醫:推動醫療服務發展的人物(1842-2015)》(與黃大偉合著)三種著作。真可謂鞠躬盡瘁。這些書稿中,不少經馮老師過目,《胸肺疾病手冊》和林護傳更由馮老師參與翻譯為中文版。

追懷陳慕華教授 三之一
原刊於橙新聞,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