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的感性動力
其次，作為20世紀的哲學運動，後現代主義發軔於歐洲大陸，以法國為重鎮，對語言學、藝術、建築、文學影響深遠，最顯著的效果，則在於令人懷疑包括科學知識在內的一切知識皆可能客觀存在和認識。
後現代主義可以被理解為兩個多世紀以來哲學界不斷揚棄理性和現實的結果，最後得出的顛撲不破論說。雖然後現代主義者以反形而上學兼反知識論者的姿態出現，但其中卻包含形而上反現實主義（metaphysical antirealism）、知識論主觀性（epistemological subjectivity）、以感性為一切價值根源的觀念，以及由此而起的知識兼價值相對主義，與科學企業貶值甚或負值現象。
後現代主義亦包含對啟蒙（Enlightenment）理性的徹底否定，真實性與價值不再絕對而客觀，反成相對而主觀，這也正是17世紀末始於德國的反啟蒙（Counter Enlightenment）運動產物，以致幾乎陷20世紀哲學思想中理性思維於絕境。
Heidegger 排斥邏輯和理性，為感性開路。Jacques Derrida 解構語言，化為美學表演工具，目的是要暴露一切可以言詮的事物都存在矛盾性，讓其一一表露無遺。Richard Rorty 總結現實主義與客觀性傳統的種種失誤，而 Michel Foucault 則把知識化為社會權力的表達方式。
撇除真實性和理性，我們還有何依靠？保守派自當主張以所屬團體的傳統為依據；另一方面，若從後現代主義觀點出發，則隨心而為、感性主導。
今人若撫心自問，究竟核心感覺何在，自然會與20世紀主流哲學家有關人性的答案產生共鳴。從 Kierkegaard 和 Heidegger 的學說中，我們學到感性核心在於深重的恐懼感和罪咎感；馬克思學說則針對深刻的異化、受迫害、震怒之感；從尼采（Nietzsche）的學說中，可發現人類對權力的渴求；佛洛伊德（Freud）則揭示人類內心深處深沉而帶攻擊性的慾念。由此可見，人類內心的憤怒、權力慾、罪咎感、肉慾、恐懼，都是構成後現代主義感性宇宙的核心元素。
至於人類感性核心究竟取決於生理抑或社會因素，後現代主義者則有不同見解，無論如何，個人根本無從主宰感性，而個人身份實來自其團體身份，而團體身份及其「真實性」則為由其所屬團體所主觀決定的「民族中心真理」（ethnocentric truths）。既然不同團體所形成的體驗各異，其中包括經濟、性別、種族等因素，根本沒有共通的經驗框架。
現時不少大學的人文學課程都以教授「民族中心真理」的所謂「多元文化論述」為主，而忽略了種種經典及啟蒙時代思想。Allan Bloom 在其所著 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 （1987） 即指出，現時所謂的博雅教育知性貧乏，實在誤人子弟，而20世紀美國的社政危機，其實是一場知性危機。
當人失去觀點和感性方面的客觀標準，亦未能訴諸理性的仲裁，團體的命運自會巴爾幹化（balkanization）和碎片化，不斷衝突是必然的結果。
討厭的政治正確性（political correctness）氾濫（例如第三身主語捨「he」不用，一律變為「s／he」或「he and／or she」），變成理所當然的政治手段。既已否定理性，自然不要求自己或別人理性行事；既已慣於感情用事，在處事和反應上自然不假思索，即興而為可也；既已喪失個人身份，自會尋求從屬於團體的身份；既然不同團體毫無共通之處，何妨互相敵視；既已放棄理性和客觀標準，暴力競爭看來更為實際；既已放棄和平地解決紛爭，自會為求自保而不擇手段。
魯莽的條件反射
對於粗暴的後現代社會秩序，後現代主義的應對方式，不外三種：Foucault，Derrida，或 Rorty，視乎那種盛行而已。
Foucault 將知識化作社會權力的表達方式，鼓吹人人參與政治角力遊戲，代弱者出頭。Derrida 解構語言，隱身其中，與外界絕緣。Rorty 放棄客觀性，希望同一族群成員能夠達成「民族中心契約」，彼此和平共存。
總而言之，後現代主義的取態要不是劍拔弩張、戰鬥到底，就是自絕於外界，或但求龜縮避亂。若採取 Foucault 式應對，語言及肢體暴力將被視為戰爭武器而已，只講理性實難望調解紛爭。
香港的年輕人與世界各地的年輕人無異，受後現代主義意念沐浴，容易受歷史主義的空想家左右，單以此輩所創的本土主義論說觀點，詮釋香港的社經及政治困境；此等觀點的賣點全靠包裝與想像，並不看重理性與實證。
在某程度上，新一代年輕人在知性方面的成長之路，確實有別於其祖父母及父母輩。對他們而言，理性與實證已非化解分歧的可行標準，一旦面對價值或觀念上的矛盾，往往從是否有損「民族中心真理」（ethnocentric truths）出發，而決定跟隨Foucault，Derrida，或 Rorty 式那一種應對手段。
負責制訂「抗貧戰爭」（War on Poverty）政策的美國自由民主派從政者兼社會學家 Daniel Patrick Moynihan曾說：「意見大可自由，事實不容曲解。」後現代主義者大概會如此回應：「沒有既定的事實，一切盡皆意見，而事實未可知，意見不同即非同道。」隨即斷定彼此是敵是友。
但凡發表過博客貼文的都會發覺，絕大多數表達意見者，只談立場，而無討論。這也正是後現代主義的遺產之一。
後現代主義與歷史主義所煉成的藥汁，對自由主義未來的發展不會是好兆頭。
原文刊於《信報》，獲作者授權轉載。
（封面圖片：Pixaba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