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香港最新失業率維持在3.1%，看似平穩，關心時事的都知道公共財政繼續告急。會計業界預測本財政年度赤字為900億港元上下，財政儲備則在6000億左右，相當於特區政府開支的5個多月。美國對中國發動貿易戰，俄烏戰爭欲停未停，中東局勢似和還戰，地緣政治風高浪急，香港經濟欲振乏力，難望有真正起色，財赤恐將持續惡化。減赤勢在必行，只是從何入手？
佔據公共財政大份額 未見團體願減薪
令人搖頭嘆息的是，迄今竟無一個佔公共財政大份額的團體主動提出願意承擔減薪的責任，彷彿政府財赤「唔關我事」，事實上政府龐大開支之一就是超過17萬公務員的薪酬，長年擔任公務員工會聯合會的總幹事對公務員減薪之議則是一味的耍手擰頭。
平心而言，香港公務員薪酬真不低，對比周邊以至世界其他地區，儘管其整體效率算不差，但距離市民滿意恐怕仍遠。同民生最貼近的食物衛生問題，多年以來，垃圾黑點、滅鼠防蚊指數有徹底改觀嗎？當局用了多少方法，聘了多少人員，有真正解決問題嗎？「蛇王」、「蛇竇」新聞不時曝光，成了老大難的惡症。公務員雖說無雙糧但退休後可享長俸，面對政府龐大財政，分擔一點責任（凍薪以至減薪）真的過不了日子？
與其空喊「共渡時艱」，不如坐言其行。非常遺憾，作為社會前進動力的資助機構，例如公營大學，得益於政府穩定撥款、社會捐助以至廣開自資研究生課程的收入，都沒有財赤之虞，普遍對分擔政府財赤不大賣帳，從新聞報道可見大多不希望削資砍得太狠。特區政府每年千多億教育經費，三分之一用在高等教育，八大院校得款300餘億，假設合計回繳十分之一（30來億）予庫房，真有那麼痛苦嗎？別忘記，院校每收一名自資碩士研究生，學費是10多20萬港元呀。據報道，本港公營和自資院校所收自資研究生已逾26000人。
猶記得，特區政府在2003年沙士後陷於財赤，公營和資助機構被迫全面凍薪以至削資，那時高教界勉為其難配合，不少高層連聲表示不要再來。如今，香港經歷三年疫情、經濟轉型艱難，財赤不可能在一兩年內改觀，經濟困局，對策之一就是集體勒緊肚皮、共同分擔。高等教育界以至基礎教育界，漠然處之以至置身事外，於理於情於現實都說不通，也難成社會榜樣。
某龍頭大學，最近以年薪500萬港元的天價，聘請一名副校長，所涉經費都是公帑，先不問值不值，這個薪酬已比世界許多總統和總理為高。管理領導一所大學，竟比帶領一個地區或國家的挑戰更加大，到底有多大？中國傳統知識分子講求「食君之祿，擔君之憂」，在香港現今社會，這個「君」指代市民大眾和香港，為公共財政盡一點力，何其難？
皮之不存，毛將焉附？解決財政的辦法之一，例如凍薪以至減薪的對象，除了公務員、教育和社福界等受資助機構，還有為數不少的機構，包括立法會90名議員、行政會議30來名成員、司法機構的大批法官等等，薪金絕對不低。香港的法官待遇在世界同類同級之中也是在前列的。凍薪、減薪，真的辦不到？
問責團隊集體減薪 以示有為擔當
另一必須處理的問題是，問責團隊理應集體減薪，以示對香港社會和公共財政的承擔。這不只是政治姿態，更是真真正正的坐言起言。據最新數字，本屆特區政府問責團隊每年薪酬開支接近2億元，按完整的五年任期計算，就是10億，另有相當可觀的約滿酬金。
面對龐大財赤和經濟未見明顯出路，香港社會和政府當局，尤其是特首政策組，理應好好地停一停，諗下諗，檢視、探討這個實行了22年的高官問責制了。
追源溯始，問責制的初衷是為了提高政府施政效率，改變長期以來政出多門的陋習和積弊。悲哀的現實是，坊間甚至輿論界對問責制的理解就是問責高官「人頭落地」（引咎辭職或被辭退），問責制的本質和實施成效，22年來做過徹底的衡工量值嗎？五局九署管理樹木的大笑話，得到真正處理嗎？好些透過旋轉門由高級公務員轉任問責官的，在一筆過領取公務員轉職（買斷服務年資的補償）薪俸後，又在多年問責官任上支取了數百萬以至逾千萬元薪金的，到底又為香港辦成了多少實事？
說白了，高官問責制的問責對象應是17萬公務員裏的高級公務員。樹木辦管不好樹木，長期存在的地政、房屋以至漁護署等部門互相扯皮，要問責的是有關部門的日常運作等管理，要負責的應該是身居高位的署長等高級公務員（例如D5至D8級等中上層），以為空降一批問責官就可處理問題，根本是牛頭不對馬嘴！這些空降的應該是擔任顧問，或在經過兩三年觀察、諮詢和參議後才轉任有權有責的問責官。制度設計的缺陷和錯漏，迄今持續着。
國家40多年改革開放已經證明「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香港實施20多年的高官問責制，出現嚴重錯亂以至成效不彰，不是應該全面檢討嗎？在減赤的關鍵時刻，也是對問責作徹底問責的時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