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爭取在《基本法》框架下來屆政治選舉有較多民主，社會上不同組織的行動愈來愈富抗爭性，似勢成水火；立法會議事廳內的語言暴力、政府總部外以至街頭的肢體暴力，同樣逐步升級；各類新起及較新的政治團體表示不再排除以暴力（肢體及語言）作為政治鬥爭手段；政府於「佔領行動」開始即急於使用催淚彈。
歷來無論在任何政權下，成功的政治鬥爭鮮有不涉暴力者，此說雖不無道理，卻未可作為暴力抗爭符合道德原則的辯解，歷史上大部份哲學道統均認為同類相殘的行徑有違道德，向來予以嚴詞否定，即使在政治範疇也不例外。
文明的「社會契約」
活躍於17世紀的英國政治哲學家 Hobbes 與 Locke 提出國家的社會契約論，認為人類脫離以自然的生存狀態（state of nature）而邁進文明世界，正是認同摒棄暴力、尊重法治之舉，兩位哲人的主張並不把使用暴力視為合乎情理或足以取信的手段。現代考古學及人類學的種種研究同樣證明，自然的生存狀態傾向暴力，的確與事實相符，以往部落處於狩獵採集（hunter-gatherer）的生存方式，其暴力程度確實遠高於其後發展的人類歷史。
《公民抗命》（Civil Disobedience）一書作者 Henry Thoreau 曾針對美國政府在憲法中明文將奴隸制立法化，拒絕納稅以示抗議，因而被監禁一天。此舉雖抵觸法律，卻非暴力行為， 但 Locke 和 John Stuart Mill 等自由派，都不會贊同他的違法行徑。後來甘地及馬丁路德金發起政治抗爭運動，為民請命，但兩位都採取和平示威而非暴力行動為其抗爭手段，都是受到 Thoreau 這種公民抗命思想的影響。
作為一種政治理想，「自由民主制」（liberal democracy）從未為但求理想、不惜訴諸暴力的行為提供任何道德理據。縱使自由民主制的誕生歷程並非不涉任何暴力，問題卻繫於暴力行為在道德層面是否站得住腳。
暴力歪風所以既不應縱容，亦絕不可在法理上予以確立，箇中原因清晰可見：以暴力推翻一個高壓政權之後，取而代之者會否成為另一個高壓政權？若推翻暴政毋須暴力的想法被視作天真，然則相信以暴奪權者不會為保權位而濫施暴力的，難道不是同樣異想天開嗎？暴力既已招來，也就不易請走，暴力的惡性循環更由此而生。
謬誤的「歷史主義」
歷史主義（historicism）和後現代主義（postmodernism）都曾被用作為暴力行動開脫，我對這兩種思想傳統深深不以為然。
首先，歷史主義這套思想方式所強調的是特定背景，例如歷史時代、地理位置、地方文化等等，論點在於要了解一個人的為人，必先了解其所處社會；要了解其所處社會，則須了解其歷史以及種種影響其發展的源流。
歷史主義思維模式源於浪漫主義。浪漫主義為17、18世紀在歐洲大陸出現的知識傳統，在文學、歷史、文化、藝術、音樂方面產生影響，主要盛行於德國思想界。至於英語世界中，浪漫主義在文學及哲學方面較具影響力，歷史主義卻備受忽略。其後黑格爾（Georg Hegel；1770–1831）的唯心史觀及辯證法令歷史主義更得以發展完備。
對於歷史主義，從來就有不同演繹。
黑格爾右派（Right Hegelians）着眼於黑格爾對人類社會的歷史先決性質，認為黑格爾的歷史主義為不同族群（national group）各有特殊命運的理據，以及國家乃是在體現族群命運上的關鍵角色。黑格爾視國家為大於其個體成員的實體，此一概念為19世紀追求德國統一（德意志統一大業終在1870年由普魯士王國首相俾斯麥完成）的浪漫民族抱負，以及20世紀納粹德國種族滅絕暴行的起動力。
相反，年輕黑格爾派則視黑格爾的社會學說為社會矛盾和社會進步的信條，馬克思的歷史必然性及歷史唯物觀，正是對黑格爾思想中此一部份的最具影響力回應。根據馬克思的革命論，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勢將因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的根本矛盾異化而遭喚醒，而資本主義必會被新興無產階級推翻的必然性。
Karl Popper 對歷史主義和被他視為歷史主義基礎的決定論（determinism）及整全觀（holism）大加撻伐；他在著作 Poverty of Historicism 中指出歷史主義與「歷史命運的無情定律」等量齊觀，任何有關人類命運無可逆轉的觀點，都可化為暴力鬥爭的理據，既可藉以推翻高壓政權，亦可用來壓制人民，以順應命運。右翼法西斯主義、左翼無政府主義、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等思想均屬此類。
Popper 指出，歷史主義的基本謬誤在於人類歷史既非預先決定，因而無從預測。人類歷史的未來發展，勢將受新發現的知識影響，但未來將發現何種新知亦無從預知。
（請按下一頁繼續閱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