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產權界定是市場運作的先決條件。」
“The delimitation of rights is an essential prelude to market transactions.”
──高斯（Ronald Coase，英國經濟學家）
儘管「自由巿場」今天已成為了很多人都耳熟能詳的詞語，但對於其本質是什麼、怎樣才可以建立，以及令它的力量得以發揮，卻不是一件簡單的事，究竟人類目前對這無比重要的問題了解有多深？
自由巿場背後有大量文化基礎支撐
90年代東歐和俄羅斯的經濟改革經驗似乎告訴我們，人類對於自由巿場可能仍存在不少誤解，甚或帶點天真。在今天的經濟學教科書和論文，鮮有提及文化和制度因素，但若我們相信筆者早前引用格林斯潘的觀點，那我們應會同意，一個由企業創新推動的自由巿場經濟體系，其背後其實有着大量資本主義文化和基礎在支撐着，這包括法律、慣例、行為和很多各種不同的商業操守等。
這些都不是一時之間可以建立到的，而是要經歷很多代的演化和發展孕育出來，硬要其結果往往只是虛有其形，沒有什麼生命力，更遑論是靈魂。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當年不少拉丁美洲和發展中國家，將美國的憲法和一些法規幾乎一字不改地照抄，但出來的效果往往淪為一些不倫不類的制度。
高斯深知自由市場缺點 仍然推崇？
由此引申到一個重要觀點，就是建立一個制度是很艱深的。近代經濟學迄今最重要的文獻，可能是199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高斯1960年發表的《有關公損的難題》（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很多人在閱讀這篇巨著時，往往看到第7頁就覺得差不多了，因為高斯在那已提出著名的「高斯定理」（Coase theorem，即假設交易費用為零，產權界定怎樣也會達致巴列圖均衡點 [Pareto Optimal]）。整篇論文的中心思想不過如此，而定理的本質，就是推崇自由市場。
高斯推崇自由市場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但認為市場幾乎萬能，只是一個水平的認知；在深知自由市場不能做到的事，以及深明它面對的種種局限下仍然推崇之，是另一個維度的理解。高斯果真認為市場是萬能的話，那他為什麼不把論文名稱定為公損的「解決方案」，而是「難題」？
值得留意的是，整篇文章共有逾23頁，但到第7頁，他已經提出高斯定理。若整篇文章的中心思想就是高斯定理的話，那為什麼他還要用多兩倍的篇幅？到文章中段，他筆鋒一轉，用了很多不同的真實法律個案去反覆審視，實際情況下公損的難題。驟眼看來，這些法律個案沉悶，因此不少人都會跳過，但可能首7頁只是引言，真正的難題可能是之後才開始敘述，最重要的結論就是結尾第八章的命題：「維度上的轉變」（Change of Approach）。
深圳經驗的啟示
高斯所指的是什麼，不同人各有解讀。筆者的看法是視法制、市場慣例、行為等的建立和演化，是減低交易費用、界定產權和促進市場制度建立的必要步驟。也許，我們亦可從這角度審視深圳當年的經驗，以及對今天香港帶來的啟示。
深圳的經濟改革策略，其實似乎可以理解為沒有策略。改革開放其實是很籠統和抽象的概念，實際上怎樣開放，怎樣改革？沒有什麼藍圖， 很多事情都是摸着石頭過河，見步行步。
不過，特區的概念是神來之筆，它最重要的地方可能就是夠含糊，因此給予市場一定的幻想空間，有一個可堪憧憬的未來。即使中國其他地方不可以做的事情，在深圳並非全沒可能。很多事情都可以根據實際情況、一般常識來處理。這在建立市場制度是十分重要的，這意味着深圳的法制、慣例等可以在巿場壓力下改變，又或順應巿場的指引去演化，下回再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