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張舊照片

不久之前，74年級同學趙錫樑在群裏發了一張舊照片。這張照片我以前未見過，從各位同學們的穿着和其中一些人手上所拿着的錦旗，可以看到那應該是在1971年所拍的。

那年我正在中四，從幾十年後的今天回看，那是我人生中轉折的一年。那一年的經歷對我之後的發展和人生有着重大的影響。

恰同學少年風華正茂

那張照片應該是當年我們參加學校運動會和頒獎之後拍的團體照，有大約30多人，分兩排。

照片裏的同學是跨級別的，有比我早幾屆的，亦有比我低幾屆的。那一年應該是民生開始社際比賽的第一年。同學們被分為德、智、體、群、美五個社。還記得，當時陳伯民校長說，建立社是因為同學們在同一級別一般比較熟絡，但縱向跨級別的卻比較陌生，建立「社」是希望大家在跨級別方面亦可增加認識和了解。

校運會是這方面的體驗方法之一。我們很幸運，民生書院擁有一個偌大的操場，包括一個200公尺的跑道。每年我們可以在自己的操場舉行運動會，那張照片應該是1971年運動會的頒獎後所拍攝的。

照片裏一部分同學在幾十年後我們還經常見面，一部分畢業後曾見過但已經失去聯絡了，一部分畢業後則一直未再遇過，其中一些也許不會再有見面的機會了。

前面第一排拿着錦旗那個不是低我一屆的梁同學嗎？今天，他已是著名的建築師和室內設計師，在香港、內地以及國際上都享有盛名。他右邊和他一起拿着錦旗的應該是我同級的鍾同學。多年來，他是我級同學中學業成績最好的同學之一。可惜，在畢業後我們見過一次之後，我們就再沒有機會見面了。鍾同學右邊應該是伍同學，他比我低一級，在民生畢業後，我們在美國見過面，之後在香港亦見過。最後一次見面應該至少20年前，我在美國三藩市入境時遇過，打了一聲招呼，之後便未再遇上過。

前排左邊的第二位同學應該是高我兩屆的陳學長，他當時是智社的社長。在2000至2001年左右，我們曾經短暫在香港某企業做過同事。他的妹妹亦是我們的同學。

後排從右邊開始我還認得的有包括與我中一時，一起進入民生的鍾同學，低一級的黃同學，與我同屆的標槍，撐桿跳高手陳同學，我的幾十年死黨鄭同學，低我一級的籃球健將許同學，他旁邊的是不是與我同屆綽號「排骨」的陳同學？跟着是身材魁梧的羅同學，還有高我兩屆的熊學長，與我同屆的劉同學和隱約看到低我一屆的周同學。

還有黃恒老師和李國權老師。那一年，他們剛到民生，黃老師教我們中學體育，李老師則教小學。我記得黃老師是從廣州來香港的。在那個時代，內地人來香港當教師是嶄新的現象。民生算是走在潮流的前方。

還有一些同學我記不起他們的名字。一部分是比我低好幾級的，在學校時亦不認識，但從照片中隱隱約約還可以勾起一些回憶。那位男同學在冬天時經常穿着一件厚厚的毛衣的，另一位高我兩級的同學好像經常活躍於學生會的工作。

DIGITAL CAMERA — 民生書院處於兩個不同世界之間，以聯合道為界，一邊是基層普羅大衆的世界，一邊是九龍最富裕的地區之一。（Wikimedia Commons）

人生轉折期

已是懸崖百丈冰，猶有花枝俏。

1971年，那年我正在讀中四。對我來說，那是一個很特別的人生轉折期。那年，我發覺從前比我高的同學突然好像比我矮了。我們知道下一年便要考會考了，但卻知道還有些時間，準備會考可以等一等。那年，我花在操場上的時間特別多，亦因此與不少同學們加深了認識。

中四亦是我對外面的世界開始產生認識的時候。之前，我對外面世界的了解是非常有限的。在英文科中，奇葩的老師要求我們讀Tom Sawyer、Huckleberry Finn和Wuthering Heights等。但我對這些書完全沒有感覺，無辦法明白。從小在香港長大的我，對19世紀美國的南方和同時期英國的北部完全沒有感覺，亦沒有興趣。

1960年代後期和1970年代初期是歐美流行音樂快速發展和取得多方面突破的階段。當時，演出者人才輩出。像當時香港許多年輕人一樣，我亦受到了影響。

1971年，透過許國權同學的介紹，我知道了Neil Young和他的After the Gold Rush大碟。透過這張大碟裏的多首歌曲，我開始對美國社會許多方面有些了解，主題曲是講及美國當時的環保問題，人類需要離開地球。Southern Man則是有關美國種族歧視，而Neil Young之前的Ohio則是講到當時美國反越戰中，大學生與政府的沖突。

Cat Stevens的Morning Has Broken讓我從另外一個角度了解基督教在歐美社會的影響力。這首歌原本是蘇格蘭地區的一首聖詞，讚美着美麗的大自然。

James Taylor的Fire and Rain是一首特別傷感的歌。他唱出他對逝去的一位女朋友的懷念和無奈。當年的James Taylor給我一種當時美國青年的精神面貌。有才華、重感情和有反叛性，代表着當時美國東岸的新一代。這首歌在20多年之後在我腦海中依然不斷重播。

這些流行曲為我打開了一片探視歐美社會的機會。從這個窗口，我開始看到了外面的世界，而從民生非常札實的國文和中國歷史的另一個窗口，我看到了中國的歷史、文化和文明。這兩種認知有時是矛盾的，但有時卻是互補的。這樣的複合性認知產生了我對世界新的分析方法，同時亦逐漸成為我之後自己的本能。這些思想啟蒙對我以後的學習和工作有着極大的影響。

1977年的泰勒。（Wikimedia Commons） — 1977年的James Taylor。（Wikimedia Commons）

兩個世界交界中的精神綠洲

事實上，民生亦是處於一個微妙的複合環境中的。學校剛巧處於兩個不同世界之間，以聯合道為界，一邊是九龍城、九龍城寨、博愛村、東頭村、横頭磡等，這是香港基層普羅大眾的世界；聯合道的另一邊，自嘉林邊道一直到九龍塘，卻是九龍最富裕的地區之一，是香港中上層社會的代表。在這兩個世界裏住上了不同的家庭和不同的人。民生的同學們大部分來自於第一個世界，但亦有一部分從第二個世界而來。但奇妙的是，無論同學們來自於哪一階層，從進入民生校園那一刻之後，大家卻可以打成一片。在不知不覺中，民生的校園成為外面複雜、經常不協調的世界中的一片精神綠洲。同學們踏進校園後都會和諧的共處，形成一種獨特和樸素的氛圍。我想，這便是文化與文明。

中四那一年開始有同學要離開香港了。我記得有一位李穎豪同學去了蘇格蘭寄宿。當時我覺得很特別，一直以來，我未想過會去國外留學。當然，以後中五那年會考後，開始有更多同學離開，中六那年更是大批量的離開。而之後我自己也到美國上大學去。

操場上，從中四那年很多同學經常踢球，到中五大家放學後盡快回家溫習，到中六大家忙於辦理出國手續，或準備考大學試，幾年內，操場變得很冷清了。加上自己開始考慮將來的前途了，我自己的心理狀態亦開始起了不少的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