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2月17日，26歲的突尼斯小販穆罕默德·布瓦吉吉，因為貨品被城管沒收，求告無門，一氣之下選擇了自焚。
布瓦吉吉事發時靠在家鄉街頭賣水果，每月大概能賺140美元，這些錢要供母親、繼父、弟弟、妹妹生活，還要供一位妹妹上大學，他當時的夢想是存錢買一輛麵包車替代手推車，但這個卑微的願望隨著他的去世，再也無法實現。
布瓦吉吉之死，引發了蔓延突尼斯全國的抗議浪潮。
28天後，執政23年的突尼斯總統本阿里及其家人逃離，最初想前往巴黎，但被法國政府拒絕，最後落腳在沙特阿拉伯。
又過了10天，鄰國埃及多個城市發生大規模群眾集會，要求總統穆巴拉克下台。
2011年2月11日，執政31年的穆巴拉克辭職，這兩場變革按下了中東地區變局的啟動鍵，年邁的統治者紛紛落馬，「阿拉伯之春」就此爆發了。
緊接着埃及之後，利比亞反對派成立全國過渡委員會，成功推翻卡達菲長達42年的統治，卡達菲本人於2011年10月20日，在經歷多番折磨羞辱後被殺害。
2012年2月27日，已經執政33年的也門總統薩利赫退位，薩利赫本人於2017年12月4日被殺害。
2019年4月2日，阿爾及利亞總統布特弗里卡正式辭職，結束了近20年的總統生涯。
2019年4月11日，掌權長達30年的蘇丹總統巴希爾被軍事政變所推翻。
2024年12月8日，統治敘利亞整整54年的阿薩德政權正式垮台。
在突尼斯和埃及發生政權更迭的時候，全世界曾經為此歡呼雀躍，很多人認為中東歷史進入了新時代，但是14年以來，除了突尼斯在民主化過渡上稍好一點之外，利比亞在經歷了一場又一場戰爭，一次又一次政治危機之後，到今天仍然處於東西兩個政府對峙的內戰局面當中。
埃及產生了民選政府，但一年後就被政變所推翻，軍人出身的塞西上台執政至今。
也門同樣陷入混亂，至今仍處於內戰狀態，多方力量割據，中央政府只是一個得到國際公認的空架子，胡塞武裝目前控制着也門25%的土地，在過去一年封鎖曼德海峽，使得蘇彝士運河的通行量下降了90%。
至於剛發生政權更迭的敘利亞，各派系的力量博弈剛開始，幾乎沒有人對它的未來表示樂觀。
之所以會出現這種種不盡人意的狀況，原因還得從此前半個多世紀的強人統治中去尋找，無論是穆巴拉克、卡達菲還是阿薩德，都是一言九鼎的強人，其統治的特徵一方面是高度集權、橫徵暴斂，另一方面殘酷打擊異己，務求把一切反對力量消弭在萌芽狀態。
於是這些人及其家族親信，長期把持着統治地位，不容其他人插手，反對勢力、社會自治、非政府組織等中堅力量無立錐之地，無法獲得政治經驗，一旦原有的統治結構解體，就會出現權力真空，沒有人有足夠的力量和經驗去填補。
穆巴拉克被推翻之後，穆斯林兄弟會一度在埃及執政，面對經濟發展、垃圾處理等具體的行政和民生問題就一籌莫展，很快就喪失了人心。
哈馬斯在加沙的統治也面臨失業率高、腐敗橫行的指責。
而長期在強人統治下生活，導致社會各群體都缺乏必要的素養，人們不清楚如何面對不同意見，也不知道如何求同存異，達成妥協；當新時代來臨的時候，人們不知道如何讓它有效的運轉，一旦遇到反對意見和分歧，還是習慣性地用打壓強制，你死我活的方法解決問題。
穆巴拉克被推翻之後，來自穆斯林兄弟會的穆爾西當選總統，他在任內不斷為自己擴權，在用人上排除異己，在施政上一意孤行，試圖大權獨攬，很快被軍事政變所推翻，埃及又回到了軍事強人統治的老路上。
在經濟層面，阿拉伯世界幾乎所有國家，都存在着嚴重的民生問題。
以埃及為例，10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生活着1億多人口，其中的20%都是在過去10年間出生的，到處都是無所事事的年輕人，年輕人的失業率高達50%，大學畢業開計程車的大有人在，由於工作機會不多，人們最理想的工作是成為公務員，這導致政府機關人滿為患。
在整個阿拉伯世界，3億總人口，貧窮人口卻接近9000萬，失業率居高不下，甚至在沙特阿拉伯這樣富甲天下的王國，也高達30%。
有統計顯示，阿拉伯世界有1/3的GDP被腐敗所侵蝕，這樣的民生水平，叠加年輕化的人口結構，以及人人都可上網表達的社交媒體，使得許多中東國家內部都潛藏着不穩定因素。
而在許多阿拉伯國家當中，海灣地區的沙特阿拉伯、阿聯酋、卡達等國家整體較穩定，那是因為這些國家手中掌握着豐厚的石油、天然氣收入，必要的時候可以用錢解決問題，軟硬兼施，而埃及、敘利亞等國財力有限，很多時候是心有餘力不足。
從歷史來看，每隔一段時間，中東就會出現一個政治上的小陽春，統治者會迫於內外形勢主動被動的做一些妥協讓步，營造一些新氣象，比如「911」之後，美國在中東推行的「大中東民主計劃」，例如14年前開啟的「阿拉伯之春」，每當這種時候，總有人歡呼這是中東的千年未有之變，一切都將舊貌換新顏。
然而，現實一次次證明了，這不過是一廂情願的幻覺，人們繞一圈之後，總是會回到原點。
通常的情況是，人們長期被壓抑的變革熱情得到充分的釋放，紛紛走上街頭進行示威抗議，各種政治力量雨後春筍般的冒出來，但是權威被打破的同時，秩序也蕩然無存，在某些領域，人們發現不如從前了，而民眾對新時代抱持着非理性的高期待，希望生活一夜之間有所改變，煩惱一夜之間消失，當一切不盡如人意的時候，就很容易在失望之下再次擁抱權威，於是新的強人又出現了，還是熟悉的配方，還是熟悉的味道，埃及就是這種情況。
或者舊秩序被打破之後，新秩序長期無法形成，這就是發生在利比亞的事情，也大概率未來會發生在敘利亞。
所以革命最難的部分不是革命本身，而是革命之後，14年過去了，中東的真正轉型仍然是遙遙無期。
原刊於「世界靈敏度」微信公眾號，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