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61年至1971我在灣仔住了10年。
自從小學四年級開始，我從筲箕灣搬去灣仔居住，我的家就在謝菲道。全條街都是4層高的唐樓，我們住在3樓，面積約500餘呎，斜對面是現在的東城商場。告士打道已是海傍大道了。在50年代，聽說東城商場的地址是殯儀館，我住的時候改成電影院。舊式的電影院很大，可以坐數百人。我進去看電影，有時只有十多人，電影放映時，陰風陣陣，便急時也不敢去廁所，只好強忍至回家解決。但我卻記得有起碼有3部電影是在那裏看的，一部由華倫比提（Warren Betty），菲丹娜惠（Faye Dunaway）主演的《雌雄大盜》；一部是保羅紐曼（Paul Newman）及羅拔烈福（Robert Redford）主演的《神鎗手與智多星》（ Sundance Kids）；另一部是「星期日，西貝兒」（Sunday Cybelle），是法文片。
那時我是搭電車回小學的，小學在筲箕灣，感覺上路途頗遙遠。沿途所經過的景物，最高級的建築物似乎是在鰂魚涌的麗池，樓高8、9層，有一排麗池夜總會的霓虹光管字樣。之後經過的是太古船塢。小三時，英文書只有一本，有a pen and a man的課文。小四之後，有英語文法學習。我自已的成績也有進步，小五考第八，小六考第二。
除了和一些同學踢足球外，我很少和同學溝通，可能我是一個嚴肅的孩子。我可能已經閱讀報紙了，但還未有強烈的政治及社會意識。只有一次談到政治。在小六上學期的某一天，和3、4位同學聊天談起美國總統約翰肯尼迪被剌身亡（日期是1963年11月22日），有一位同學嬉皮笑臉說：「攢死啦」之類，我沒有作聲，內心卻覺得這是一件世界大事。這是我留心國際大事的開始。
新家庭有4個人：母親和我，後父和他們生的女兒。那時才知道我有一個同母異父的妹妹，我後父姓成，我跟隨母親姓王。我後父的年齡頗大了，已有花白的頭髮，他在一家成衣服裝店工作，而店舖就在我家的背後── 告士打道。他說得一口流利的英語，家中有一張他穿着海軍制服的照相，樣子頗帥，他的工作是拉上岸娛樂的美國水兵做西裝。60年代美國參與越戰，時有航空母艦載有休假的水兵，到港度假。航空母艦停泊在維多利亞港，水兵就在灣仔漫遊；灣仔有頗多的酒吧，供水兵消遣。事實上，我家3樓下望對面地下就有一家酒吧，偶而有穿着惹火的女郎站在前面。
後父的收入似頗不錯，我和他的關係平淡，他從不跟我交談，不過他每個月給我20元零用錢，那時很不錯了。我也從不稱呼他為「爸爸」，我叫不出這個字。每當他給我利是或零用錢時，我想稱呼他，但不知叫什麼，內心極為尷尬，形成我心理上極大壓力，令我極不願意過農曆年逗利是。但他極疼愛妹妹，可能是晚年得女的緣故，他的溺愛，令到妹妹相當任性。她升上玟瑰崗中學後，變成番書女，喜歡聽歐西流行歌曲，常將收音機或唱片開得很大聲，撓擾我讀書或溫習。後來中學畢業後，她去了美國升學，從此留美。她學有所成，自供自給加州大學建築系畢業，芝加哥大學商業管理碩士（MBA），下嫁一位香港人的大學經濟學者，MIT經濟學博土，執教The Duke University ，育有兩個兒子，生活幸福，現居美國Northern Carolina州。
過了一段日子，我發現每周有3、4晚，後父不回來睡覺的，原來他有第二頭家的。我母親只不過是二奶，大媽是肥胖的婦人，精神不錯，聲音很大，對我態度尚好。大媽和後父有一個兒子，已30多歲了，不過他是一個拐子，終身坐輪椅，聽說是小兒麻痺症，另有一個孫子，約7、8歲。我們年歲相近，玩得契合。後父在生時，來往頗多，他在60年代末死後，我們斷了聯絡。
雖然住過一起，我很少見到母親，就算見到，很少交談。她從來沒有問我的功課怎麼樣，學校生活怎麼樣，她似乎是文盲，我從來未見過她拿起報紙來看；偶而，她會要我代她寫信給上海的阿姨。在我30歲之前，在她面前，我總是如坐針壇，坐立不安。我一生都記得她的 一次發怒火爆場面：一次在吃晚飯的時候，我不知說了些什麼話，她勃然大怒，將一碗湯當頭潑過來，幸而我跳起避過。
在家我一人孤零零，每天放學回家，就養成了出外散步買「拍拖報」的習慣，買報必定經修頓球場，它是灣仔的中心，6、70年代的灣仔麵積不大。從我家三樓斜望出外，就是分域街，往西行一條街是軍器廠街，這是灣仔的西邊界限了。在洛克道接近軍器廠街是美利堅餐廰（編：現今不在），是吃京菜的。軒尼詩道是最主要的幹道，再南是行電車的莊士頓道，最南的是皇后大道東，已靠近山邊了。最北的是海旁的告士打道，告士打道以北區域，如演藝學院、藝術中心、稅務大樓、中環廣場及會議展覽中心等全部都是填海得來的。從我家下來往左行至街尾就是盧押道，巍峨的六國酒店在海邊（現在仍在），再行不遠是灣仔碼頭。在盧押道和告士打道交界處，是右派親國民黨報紙《香港時報》的地址。報社每天將報紙貼在壁報板上，任路人閱讀。很多時，我去買報紙前，便在這裏看《香港時報》，我大多是看體育版，特別是足球消息。由此我得知南華的四條煙：姚卓然、莫振華、黃志強及何祥友。灣仔的最東邊去到馬師道及鵝頸橋，在菲林明道的東方大劇院是我看電影最多的地方，我最喜愛的電影如：The sound of music，Lawrence of Arabia，Dr Chivago，Gone with the Wind，The Graduate等等。
修頓球場旁是貝夫人醫療中心，除踢足球外還有4個籃球場。每天黃昏5、6點，往往有小型七人足球賽賽事；圍觀者不少，經過時也常常觀看。我曾經不只一次看到姚卓然在那個踢球，修頓球場電車路的對面，有一間龍門酒樓，下午4、5點後，擺賣着「拍拖報」（兩份報紙疊在一起），有工商日報、星島日報、華僑日報、明報、新晚報、真報、大公和文匯報等，明報是我必買的，配搭其他報紙，一角兩份。
修頓球場內看足球的人多，流氓飛仔亦混集其中，我遭受其害。有一次，大概讀中一的時候，我和小學一位姓鄺的同學看足球比賽，一個流氓突然出現在面前，大聲嚇我說，有無錢，快拿出來！我十分害怕，怯怯的從褲袋拿出10元交給他。姓鄺的同學好像還在褲袋中搜索，我立刻拉着他逃離球場了。對我來說，10元是我半月的零用錢；無端端失去了，令我沮喪了很久，之後我就不帶多餘錢去街了。
見不到母親，除了感到寂寞外，並沒其他感覺，但她常招待三數朋友來家打麻將，就令我特別煩惱。一方面，人多嘈雜聲大，上海女人講話特別大聲，妨礙我看書；另一方面，要我向她們稱呼媽媽，阿姨啦，不勝其煩。我家面積約五百餘尺，近窗的一間大房，約二百餘尺，另有一個廰及隔成另一間百多尺的房間，租給一對母女，初初搬去住，我每天晚上扛帆布床睡，早上拆掉。過了一段時間，母親在兩間房中間的客廳，隔了一間小房給我，其空間只可以擺一張碌架床，上格擺我的衣物，下格我睡覺。冬天尚可，夏天就相當燠熱了。以前的房間隔板是伸展不到屋頂的，所以樓內十分傳聲的，她們在打麻將談話，我在房中聽得一清而楚的。她們也常在六國飯店開房打麻將。少年時的經驗令我討厭賭錢，我終生不賭錢，也沒有進過馬場，也不曾打麻將，在香港社會是極為罕見的。
我在家中孤零零，在中學裏精神壓力更大。小學全港升考的成績，令我選擇了英文中學高主教書院。我是一個小學生，家中沒有人指導，完全不知道中學的名字及排名。我之選擇了高主教書院是因為小六的時候，班主任在介紹升中準備的時候，提到高主教書院的名字，說是一間好中學。當我收到教育司署寄來的中學名單時，我第一眼看到高主教書院的名字，就決定進入這所學校了，根本不看其他20多間中學。高主教書院位於中半山羅便臣道一號（至今猶在），是一間天主教學校，校規甚嚴。我是坐電車回學校的。從謝斐道行到莊士敦道的電車站，乘電車去到中環匯豐銀行前的站，經雪廠街，行上外國記者俱樂部（我忘記了那時是否成立未），越過港督府所在的下亞厘畢道，再沿着建拿利道向上，有一條行人隧道，從隧道出來就是堅道了，可看到高主教書院8層的建築物。不過，建築物的低層是小學部，不准中學生進入，我們還需要經過山邊一條迂迴的小徑，在羅便臣道的門口入校。
高主教書院是一所英文中學，從中三，我簡直生活在煉獄中。我讀的聖十字小學是一間中文小學，英文書只有2、3本，其他科目全是中文。高主教的中一班，教科書有30多本，只有中國文學及中國歷史二科是中文，其他全是英文書。最要命的是3本厚厚的數學書：算術、幾何、代數。三本書都是英文書，要讀5年的。教數學的是一位老人家，英文頗流利，但語調低沉而平淡，相信他已經執教多年了。初初二、三個月，我完全不知道他說什麼。我在小六已有1.70公尺高，在中一已算是「高頭大馬」，被迫要坐最後一行，這樣聽老師講課更難了。在家做數學功課的時候，不斷查字典。我數學測驗成積常常不合格。在數學的算術、幾何、代數三科中，幾何成績最好，我也最喜歡；代數最差。整體來說，英文程度也不好，有一個學期，每兩個星期的英文作文及默書都是取得50分僅僅及格。有一段時間，每天早晨，我根本怕上學。數學的測驗成積差，已注定我不能升讀理科了。後來我憑文科成積優良而進入了大學。
其他的英文科目，如物理學、化學及生物成績也不佳；不過，化學及生物可以死背死讀，物理學則不成。最可恨是生物是由一位印度裔老師教授，他不懂中文，加上口音重，談及花的種類，茫無頭緒，完全不知道何種植物，令我終身對植物花朵陷於無知的狀態。在我的勤奮下，中學生階段並沒有留級。高主教書院中一有六班，到中四、中五會考只剩下四班，到中七的高級程度考試（香港大學入學考試）只剩下文、理學科兩班，以前的精英教育就靠淘汰。那時，我的願望是考入港大或中大（中大在1963年創立），一定不能留級，母親曾對我說，如果留級，她就會立刻送我去理髮或飲食行業當學徒，這對我有極大壓力。
在中四、中五的時，我的成績漸入佳境，因為學校中四開始分文理兩科，我不修物理及化學，主攻文科，讀書起勁了。但是，另一個惡夢卻開始了。我家旁邊搬來了一家印刷廠，是《工商日報》的廠，印刷《工商日報》。每天大約凌晨1點開機印刷，轟轟巨聲，震耳欲聾，一直至早上約5、6點停止。如果我在11、12點睡了，那就較好，但是如果我溫習讀書至深夜，一開機印刷，我就差不多定必失眠了。我的感覺是和機器怪獸博鬥着，一夜下來筋疲力盡。這樣，我在中學會考及中六自修考中文大學入學試後，兩次精神崩潰，母親兩次送我進醫院治療，每次住了10天。醫生說我極度神經衰弱，只要休息靜養就好了。這惡夢要等到我大學二年級，申請入住宿舍獲新亞批准，搬入九龍農圃道新亞書院宿舍時才結束。這樣，我就搬離了灣仔，從此我再也沒有和母親一起住過。
原刊於《新亞生活月刊》，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