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12月19日，中英兩國正式簽署關於香港前途的聯合聲明。在香港像我的一代人，經歷以至參與大時代之變，當年積極支持回歸者視九七為歷史契機，滿懷憧憬，但也有移民撤資者。40年後回望，走過的道路曲折，也錯過一些機會。
一國兩制 由虛至實
一些人特別是之後出生的新世代，只知《中英聯合聲明》為香港回歸成為中國特別行政區的過渡期之始，以為一國兩制乃中英「談判」的結果。這是對歷史認知不足。
1979年港督麥理浩訪京，鄧小平表明1997年收回香港。中央聽取各界意見和憂慮後，已形成粗略構思，以突破性的憲政概念去包容資本主義的香港（及澳門），安民心、穩投資、防失序，使利於內地改革開放，也作為統一兩岸的參考。既有權宜，也具遠見。
因行政特區乏先例可循（內地少數民族自治區仍行社會主義制度），故透過1982年新增《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31條，「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法律規定」，容許最大的彈性。一國兩制的框架初見於中英聯合聲明附件一的中國政府所作的基本方針政策具體說明；細節的勾劃透過特區《基本法》的草擬，諮詢各界，幾上幾落，才於1990年初拍板。
十年過程，由虛到實，尋求共識，協調各界利益。為維持視為行之有效的港式治理和自由經濟，政治體制保持行政主導，但加入循序漸進的選舉元素，其他主要制度及基本政策皆延續原制。基本法主調傾向保守，能不變便不變。當然，任何憲制文件都是活的（所謂living constitution），演繹時應與時俱進。
重提這段歷史，要說明一國兩制得來不易。中央不欲收回一個失去價值的香港，當年京港互動之頻仍、社會辯論之縱深、政治光譜各方籌謀香港未來之認真，今天或難以想像。基本法既是國家的莊嚴法律、特區之大法，也是歷史性的社會契約。民間曾有一順口溜，「有錢有辦法，無錢基本法」，折射平民靠基本法保障。
2019年後「二次回歸」
為何過渡順利，特區經過20年後卻出現嚴重危機？2019年反修例風波導致社會撕裂暴亂，箇中因素複雜，既有結構性，也因治理錯失，我過去已詳論（註）。
回歸後香港一直在變與不變之間徘徊。初期董建華領導下曾一度雄心壯志，把香港與倫敦、紐約看齊，推出教育醫療、產業科技及公務員制度等多方面改革；唯生不逢時，利益矛盾處理不善，多以挫折收場。歷任特首曾思考經濟轉型，曾蔭權放棄積極不干預主義，梁振英和林鄭月娥均主張有為政府；唯欠缺策略與手段，還受政爭所纏。
踏入21世紀，內地發展驚人，國際環境急變，但官商政多思維固化、不善於變；且議會拖拉成風，行政難於主導，施政蹉跎，發展滯後。社會深層次矛盾累積，普選爭議令社會分化，管治漸陷困頓。早期廣東（尤其深圳）欲加強與香港接軌共榮，可惜香港孤芳自賞，缺乏近年才有的城市危機感和大灣區意識。
2003年國安立法失敗，中央質疑港人國民身分認同薄弱。2014年發生違法「佔中」，分離主義冒起，中央強調「全面管治權」。至2019年暴亂，中央驚覺顏色革命苗頭，出手急訂《港區國安法》及修改選舉制度，整頓政治秩序，以求「二次回歸」，即完整的回歸。一切有迹可尋，路徑本來不必然如此，唯泛民偏激追求虛妄，乃主因之一。
「愛國者治港」新時代
「二次回歸」新時代，突顯愛國者治港。
上世紀80年代，鄧小平早提出「愛國者治港」，並申明「主權治權不可分割」，已有中央行使國家主權、擁有對港「全面管治權」的含意，依基本法授權港人治港。2019年後，表述趨向剛性，收緊原來較寬的「愛國者」定義。早前全國人大常委會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張勇表示：一國兩制下不止由港人來治港，中央亦要治港。這也是基於同樣的管治權邏輯，即中央領導下的行政主導。
曾參與早年與京官討論一國兩制者皆了解，高度自治並非完全自治。港人能治好香港，經濟欣欣向榮、百姓滿意，則中央自可放手讓香港自治；中央對香港局勢愈感不安就愈會介入，對特區治理和經濟表現愈不滿意也必愈多指示，由暗示到明示。
今天3條政治底線十分清楚──愛國、國安、行政主導。此乃基本盤，不讓香港失控，但不足以令經濟繁榮、人心歸向、國際欣賞。怎樣治理才是關鍵。國家主席習近平於2022年「七一」重要講話提出「必須保持香港的獨特地位和優勢」，「維護自由開放規範的營商環境，保持普通法制度」，拓展國際聯繫；並提出4個希望：提高治理水平、增強發展動能、排解民生憂難、維護和諧穩定。
說到底，乃均衡兼顧，回復活力的香港。特區要能內地城市所不能、擴大國際化、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才能貢獻所長，符合國家最高戰略利益。香港左右不了地緣政治，但必須堅定一國兩制初心，堅持前沿外向的角色不變，當好出色的經濟樞紐和自由城市，道路才能愈走愈闊，任憑波濤洶湧仍處變求進。
一國兩制往後之挑戰
今天中央要香港「求變」、大力改革。30、40年前的「一切不變」，代表保留現狀就是優異。但時移世易，新時代、新挑戰下「變」才是硬道理，唯不能洗掉老紫砂茶壺之珍貴茶漬（全國政協前主席李瑞環比喻）。對歷史過去毋須刻意否定，但須汲取教訓。
從來制度和政策皆存路徑依賴。改革需全盤思考、策略有道，並懂得轉危為機、因勢利導，調動一切積極性，深耕細作，不是一紙令下便水到渠成。「二次回歸」最終在人心的回歸，藉改革重建經濟活力，激勵新世代。年輕人敢想肯幹，都會是改革的生力軍、未來的受益者。舊路已終，欲一國兩制行穩致遠，尤須反思根本問題。
第一，維持怎樣的資本主義？香港上世紀的經濟奇蹟，有賴管理創新、專業企業精神，以及中小企拼搏敢幹。今推行經濟改革及區域定位，應重視企業文化，善用既有相對優勢，即金融，以及專業與管理實力，科創合作，以助產業升級轉型及發展新產業，發揮槓桿及協同效應，追求擴大增值而不下游低端化，融入國家但不內地化。
一國兩制下香港要憑自身獨特性闖出新天地，不事事靠北水、吃內地。這不是說國家的支持不重要──內地高度發展、經濟規模大、生產力強，若政策對頭，目前困難終可克服；但國家好，仍須特區懂變才會香港好。資本主義最終靠市場的活力誘因，而非政府的規劃指導。港式「市場動力＋政府推動」的結合形態，跟內地城市有制度之別。
第二，怎樣治港？當中包括中央角色、港人角色。在社會主義的國家憲政下，香港的治理和法治體系既異於內地，也存互動及對接配合，不能與母體互為排斥，否則削弱一國兩制的可持續性。基本法下特區政制既不抄西方，也不是內地的一套；治理上進入國家軌道後，把傳承下來的英制本土化，亦吸收內地和國際經驗予適應化，發展出獨特性。
基本法規定普選目標，中央至今維持不變。未來的路線圖該如何？怎樣體現五光十色的政治面貌？如何團結不清一色的多元社會？民主不止一家，支持民主的人需多反思。
第三，融入國家vs.擁抱國際，兩大方向相輔相成。國家一直需要一個面向國際的香港，尤其當今地緣政治下，助力「走出去」與「吸進來」。站穩國家利益下，香港須善用其開放城市與地緣位置，發揮好「中國香港」的對外作用，鞏固國際樞紐，吸引海外人才企業資本，背靠龐大國家之力，也展現本身特有活力和所能。
說到底，香港的魅力何在──國人會以怎樣的香港為傲？我相信不是一個造作、生硬、複製內地城市的香港。曾在寧波看到其口號：「在寧波，看見文明中國。」香港呢？應勇當自由之都，這是百多年來的面貌品牌，讓世人在香港可看見中國最開放、自由、多元的一面。一國兩制之路堅持不停下來，人心和信心就會回來。
原刊於《明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