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經濟自二戰後儘管經歷多次起伏，其國際金融及貿易中心地位，依然在世界經濟舞台上歷久不衰。然而，面對近年全球經濟增長放緩、區域競爭激烈及地緣政治局勢惡化，香港作為高度外向型的自由經濟體，我們不能因為過去均能化危為機便心存僥幸。
面對這些新時代的挑戰，我們不能因循守舊，必須努力尋找方法提升自身的競爭力，解決經濟的老大難問題。
經濟未解的「老大難」
香港經濟近幾年面對的挑戰之一，是政府財政赤字問題持續。特區政府於2017至2018年度的盈餘達至1490億元，創歷史新高；而在2023/24年度卻錄得1002億元的赤字。本年度（2024至2025）財赤原本預期會縮減至481億元，但目前估計則將高達約1000億元，其中尚未扣除政府發債所得，實際赤字應該更大。財赤的背後，既有政府開支快速增長，亦有政府收入倒退的因素。政府開支在2017/18年度為4709億元；到了2023至2024年度已大幅增至7213億元，當中非經常開支、社福和衛生開支增速較快，而後者並不易扣減。與此同時，特區政府收入從6198億元倒退至5494億元。 如上圖所示，在政府收入的主要來源中，2017/18年度有26.6%來自賣地、15.4%的收入來自印花稅；到了2023/24年度，賣地收入佔比已銳減至3.6%，而印花稅的佔比則大幅下滑至8.9%。雖然投資收入佔比從3.5%升至13.6%，但始終並非一項穩定的收入來源。此外，稅務局2023/24年報顯示，於2022/23課稅年度只有約183萬市民需要繳交薪俸稅，稅基依然偏小。整體經濟不景，政府難望在短期內大幅削減居高不下的財政赤字。
香港經濟面對的挑戰之二，是未能充分發揮粵港澳大灣區融合發展帶來的經濟效益。目前大灣區內的消費活動已經高度融合，但香港的專業服務業仍未能完全融入大灣區的發展。近年港人北上消費成風，但南下旅客消費意欲普遍較弱。同時，愈來愈多港人選擇在內地電商平台購物，對本港實體店的銷量造成一定影響。根據統計處的數據，2018年零售業銷貨價值指數為144.8點，2023年只有121.3點，至2024年首10個月的平均數字進一步跌至111.8點。
此外，2018年零售業銷貨數量指數為148.9點，2023年只有113.9點，至2024年首10個月的平均數字進一步跌至103.3點。兩者降幅同樣顯著。誠言，由於租金和人工成本的約束，香港零售業確實難以在性價比方面與內地同行競爭。但是，香港擅長的專業服務業似乎亦未能充分把握大灣區的市場機遇，這除了是因為近年宏觀經濟轉弱，亦有跨境專業資格認證滯後、行政程序繁瑣等原因。
香港經濟面對的挑戰之三，是中產階層逐漸萎縮、國際人才流失。經濟結構單一是中產階層逐漸萎縮的一大原因，香港中等收入工作一向集中於金融、房地產及專業服務業，當這些行業遭遇逆風，問題便馬上浮現。此外，近年大量中產階層移民海外，雖然亦有大量高學歷的新移民來港，但國際化程度較低。香港大學經管學院的《香港經濟政策綠皮書2024》曾利用領英數據作出分析，其中亞裔佔離港者的比例為58%，佔來港者的比例卻高達79%；而離港者的聯繫人數目更是來港者的1.7倍。
四大變革邁出新方向
要破解上述問題並非易事，筆者簡列以下四大政策方向，以收拋磚引玉之效。
一、闢財源擴闊稅基
香港可以借鑑新加坡，考慮採用循序漸進的方式引入消費稅，緩解政府財政壓力。新加坡於1994年開徵3%的商品及服務稅（簡稱GST），其後逐步增至2024年的9%。2023年，此一稅項已貢獻該國政府15.7%的財政收入。若按香港私人消費開支計算，扣除現有重叠稅項，粗略估算每2%的GST可為特區政府帶來約270億元的增量收入，約佔2023年財政收入的5%。參考新加坡的經驗，零售業銷售在2007年及2023年調高GST稅率後有所下降，但在1994年、2003年及2004年調高GST稅率後沒有下降。近期RHB銀行的經濟學家在一項研究中指出，新加坡於2024年1月調高GST稅率後，對消費習慣並無明顯影響。從中可見，調高GST稅率後，零售業銷售並非必然變差，關鍵在於力度把控、預期管理和福利政策的相互配合，以確保市民保持消費意欲。
誠然，徵收GST在新加坡亦有引起爭議，例如有意見認為生活必需品應獲得豁免。新加坡政府不接納該意見的原因在於潛在增加的合規和審查成本，其選擇通過發放GST代金券、資助公共教育和醫療服務等方式來紓緩低收入家庭的生活壓力。無論如何，GST過低不足以減輕政府財困，過高則會引起商家、市民的不滿，以及可能造成過分的通脹壓力；如何在兩者之間取得平衡是政策制定的一大難點。此外，政府亦可考慮出售閒置資產，包括閒置物業和過剩股權，以紓緩財政壓力。
二、謀發展推公私營協作
特區政府可考慮通過加強公私營界別合作，推動基建發展，此舉既可減少政府前期投入和營運的成本，又能引進先進企業的技術和管理經驗。許多國際城市通過這種發展模式已取得了可觀成效。例如美國芝加哥的Skyway公路、加州長灘港的再發展項目、新加坡濱海灣金沙綜合度假村、國內北京地鐵4號線項目，以至本港的東區海底隧道等。公私營界別合作方式固然各式各樣，較常見的包括「建設－營運－移交」、「建設－擁有－營運」、「轉讓－營運－移交」等模式，香港可視乎實際需要斟酌選用。
三、藉獨特優勢融入大灣區
香港需要優化與大灣區其他城市之間的融合，充分發揮區域經濟帶來的好處。香港與內地最近簽署《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服務貿易協議第二份修訂協議，據此，內地對本港多個專業服務領域進一步開放。特區政府可在此基礎上，繼續與大灣區其他城市保持密切溝通和合作，以確保政策得到有效落實，例如幫助香港的產業測量企業進行備案，以便其通過聯合體模式競投大灣區的諮詢項目。
再者，香港的高等教育在大灣區內優勢明顯，政府可與各城市保持緊密合作，繼續支持香港高校於區內擴建分校，並在後續發展中取得成功。其中，尤其有必要打通「四流」，即人流、貨物流、資金流和資訊流，唯其如此，方能使大灣區分校同時獲得國內和國外的寶貴資源，並保持香港高校國際化的競爭優勢。
為最大程度上消除香港金融、法律和會計等各個專業領域服務大灣區市場的障礙，特區政府仍需要繼續推動打通大灣區內的制度壁壘。例如，香港律師會和中山大學在《香港法律執業者在粵港澳大灣區首階段發展現況調研報告》中指出，在目前的內地法規下，香港律師事務所與內地律師事務所聯營，不得採取合夥型聯營和法人型聯營。因此，實踐中香港律所和內地律所的合作主要是非合夥型聯營，其衍生出許多問題，例如律師利益衝突處理不同、業務受理範圍和處理標準不同、雙方法律責任規定不明確等。
四、積極搶人才兼吸引外資
在吸引內地人才和資金的同時，香港有必要重視吸引海外人才和外國資金，以維持自身作為國際大都市的相對優勢。當前地緣政治緊張，華裔頂尖科技人才在歐美等地發展事業遭遇障礙，特區政府不妨借機爭取他們來港發展。與此同時，特區政府亦可考慮為各大學設定具體的績效指標，例如規定外國學生須達到一定比例，以鞏固香港高校國際化的強項。
毋庸置疑，香港必須繼續利用一國兩制的獨特優勢，為內地招徠更多的外商直接投資。同時，引進重點企業辦公室除了繼續引進內資外，亦需要加強引進外國領先企業，以維持香港聯通世界的獨特優勢。人工智能、生命科技、金融科技、先進製造、新能源等新興產業的發展，關係到香港未來是否能夠創造更多優質工作，以壯大中產階層和促進經濟繁榮。
正如筆者於兩年前在本欄中提及，吸引人才的前提，是創造宜居宜業的環境。否則，即使人才來港，他們亦不會久留。一方面，人才需要在香港找到優質的工作、接觸到生氣勃勃的業界社群，以及享受舒適而多姿多采的生活環境；另一方面，人力資本是否優質亦是企業落戶香港的重要考慮因素。因此，招商引資、搶人才，甚至是文娛政策，應該相輔相成，而不是獨立運作。留住人才和企業是一個系統工程，香港需要全方位的政策配合，方能成功。
原刊於《信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