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5月，我來到九龍油麻地新光商業中心銀都機構辦事處，與名譽董事長廖一原見面。這位精神矍鑠、腰板挺直的左派電影界大老見到我後，開腔第一句話是：「你是羅承勛先生的朋友嗎？」我連忙說是，當時身兼華南電影工作者聯合會會長的廖一原（註）接下來和我就訪談主題──六七暴動──侃侃而談三個多小時，幾乎言無不盡。
當時香港尚未回歸，六七暴動在左派陣營中被視為禁區，對此諱莫如深。廖一原與我素未謀面而願意向我敞開心扉，無非是信任他的好友羅承勛──左派《新晚報》總編輯羅孚。羅早年在大陸投身新聞工作，長期主編副刊，1948年南下香港，在香港左派報章工作30多年，負責中共對香港文化界的統戰工作。
重拾前塵往事
1996年，筆者參與《亞洲週刊》文革30周年專題的採訪工作，負責採寫文革對香港的衝擊，理所當然觸及六七暴動。作為1967年仍未出生，當時只有四至五年採訪經驗的年輕記者，接下這個燙手山芋後不知從何入手，猶幸認識羅孚長子羅海星，遂通過曾因參與營救民運人士而繫獄的羅海星，聯絡他父親訪談。六七暴動期間，羅孚身兼《大公報》副總編輯，同時擔任《大公報》反英抗暴鬥爭委員會執行小組組長。羅孚先生和我見面期間，除了詳細介紹六七暴動的歷史，事後還替我聯絡多位在六七暴動被囚禁於集中營及監獄的左派元老接受訪問。這些老左派只有羅孚先生才能請得動，包括廖一原、曾因「三報事件」（《香港夜報》、《新午報》及《田豐日報》）被判入獄的左派報人胡棣周及政論雜誌《廣角鏡》督印人翟暖暉、三聯書店副經理蕭滋等。
他們把前塵往事和自身遭遇娓娓道來，燃起筆者對這重大歷史事件的興趣，而當時《亞洲週刊》2000至3000字的篇幅當然不可能盛載豐富的訪問內容。截至九七回歸為止，記述六七左派騷亂的專著如鳳毛麟角，英文著作只有1970年由英國記者John Cooper撰寫的Colony in Conflict一書 ，但該書立場難免偏向港英當局。至於中文著作方面，30多年來仍然沒有一本記載六七暴動的專書。而香港官方、主流社會和左派陣營對這次事件的記述和評價各走極端，不是全面抹殺，就是一片歌頌溢美之辭，缺乏從中立角度敘述和評價事件始末的作品。歷史真的這麼簡單，非黑即白嗎？
筆者因此決心撰寫一本關於六七暴動的專著，在20世紀結束前，為這宗被視為香港戰後歷史分水嶺的重要事件留下記錄。作為土生土長、無黨無派的香港人，筆者既不是要為港英當局辯護，也無意為左派陣營翻案，只是試圖在被簡化的歷史陳述中，挖掘六七暴動複雜的歷史真象。採寫過程由1997年開始，直至2000年中出版第一本關於六七暴動的著作《香港六七暴動內情》，歷時三年。
如果沒有羅孚先生的引薦，後來十多年的六七暴動研究是不可能開展的，尤其是如果沒有參與事件的左派人士受訪，單靠報刊資料，老實說其實不寫也罷。一些朋友形容羅孚先生是我撰寫六七暴動著作的伯樂，是恰如其分的說法。這位曾促成金庸和梁羽生撰寫武俠小說的報界名人，同年更在《亞洲週刊》為拙著撰寫書評。
2013年夏天，羅孚先生中風入院，性命一度垂危。此前香港大學出版社替我出版的《六七暴動──香港戰後歷史的分水嶺》，獲得香港電台主辦的香港書獎。我携書到律敦治醫院探訪羅孚先生，告訴他這個好消息。
一個逝去的年代
2014年5月，羅孚先生走了。他的去世，象徵一個逝去的年代。
羅孚先生最令我敬佩的是，1993年3月在《當代》月刊發表《為香港式文革致歉》的文章，就六七騷亂向香港市民致歉。他在文中寫道：「我所做的一些脫離實際的極左宣傳，多少起了蠱惑人心的欺騙作用的。儘管這也是奉命行事，但依然有我自己應負的責任，我是為此難過的。」他又說：「我願借此公開表示我的歉意和懺悔！親愛的朋友們，犧牲了和還健在的朋友們，我向你們致敬！所有認識和不認識的人們，當年受過損失和不便的人們，我向你們致歉！我不代表任何人，只是表示我個人的微意。我的歉意也是不足道的，只是表示一點點心意，因為我沒有別的方式可以表達了。我不要求諒解，因為我並不原諒自己。」
註：廖一原與已故的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會長司徒華亦師亦友。1996年訪問及翌年另一次訪談期間，廖一原談到司徒華。他說：「司徒（廖對司徒華的暱稱）是愛國的。」2002年2月28日，司徒華在《明報》「三言堂」專欄〈敬悼廖一原老師〉一文中提到：「八九年六四事件後，一些朋友視我如蛇蠍，在街上碰見打招呼也不理睬。九七年七月，《亞洲周刊》出版回歸專輯，記者張家偉訪問了廖。因同期我有一篇文字，他們談及了我。張事後轉告，廖說：已認識我很久，認為我是一個一貫的真正的愛國者。同樣的話，他亦曾多次當面直接對我說過。我感到，這是雪中送炭的極大的鼓勵。」廖一原2002年去世，享年82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