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國，最早接受與傳播社會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是張君勱。張君勱對社會主義思想認知的基本面是什麼？他對社會主義思想運動如何在中國落地生根又有什麼看法和主張？同時代中國其他知識分子以及社會主義主流思想的共產黨人對張氏社會主義思想又有什麼認知與評價？現在的中國人對張氏的社會主義思想是否應該有新的認識和實事求是新的歷史評價？
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成功建立第一個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1918年德國社會民主黨發動柏林起義，推翻霍亨索倫王朝，德皇威廉二世出逃荷蘭。不久，匈牙利、英國、法國、意大利也發生革命風暴，興起社會主義運動。社會主義思潮在歐洲掀起，影響輻射亞洲，甚至世界。張君勱1919年至1921年遊歐期間，十分注意研究社會主義問題，並成為社會主義的信仰者和宣傳者。張君勱對社會主義的真正理解是「曰社會所有而已」，它包括三個方面內容：「土地與生產機關之公有，一也；公共管理，二也，以利益分配與公眾，三也。此三者，社會主義之必要內容也。」（張君勱：《社會所有之意義及德國煤礦社會所有法草案》，《改造》第三卷第11號）
張氏認為，民生之困源於私有財產，才造成貧者愈貧，富者愈富，這就是當時資本主義社會的現象。如果要除此積弊，只有廢除私有財產制度。但是，張氏把普通的家庭生活資料與土地、森林、電報、鐵路、工礦大工業區分開，簡言之，即產生「租與利」的生產資料首先歸公所有。當然，經營管理權也歸公共團體所有，且以社會公益為目標，與私人經營圖一己私利不同。他認為公共團體經營有三點好處：一是生產集中，少競爭之弊；二是供給需要，容易覺察，不至引起失業或生產過剩，發生經濟危機；三是當生產能滿足社會需求時，可減少工人工作時間，更多休息，「從容度日」。至於經營方式，俄德革命前主要是國有和地方所有；俄德革命後，除以上方式外，有所謂生產自治團體之說，即其管理權由生產者、消費者、工人、工廠主和國家共同負責，而利益收入歸於全國。
不過，張氏認為社會主義的內容雖然有三個方面，但其精神實質是「尊社會之公益，而抑個人之私利」而已。所以社會主義主張尊重社會公道，限制個人自由；廢除私有財產，收歸社會所有；化私人經營而歸諸國有。（張君勱《德國新共和憲法評》，《解放與改造》第2卷第11號）
五四時期，社會主義是否適合中國國情，是思想界、知識界爭論比較激烈的問題。張君勱認為，社會主義不僅適合於中國，而且中國實行社會主義比他國更有利。他在《改造》第3卷第11號相關文章中指出：「吾國之大工業，以外資關係，當下手之始，已成集中之勢，故適於社會主義之施行，莫中國若。吾國工人之覺醒與資本主義之發達為同時的，故社會主義運動之成熟，必較他國為早。」
張氏對中國及時提早實行社會主義，還有一種特別的原因。他認為「今日之世界，社會革命之世界也，工商業發達，貧富日懸絕，此而不解決，則政治革命未成，而社會革命又起矣。」（《政治活動果足以救中國耶？》，《改造》第3卷第6號）。張氏解釋說，中國要想避免社會革命的發生，就必須在目前中國工商業尚未發達的時候，「鑑於西方資本主義之弊」，以「社會主義號召國人，使今後生計組織民商法編與國民教育方針，一以此主義為精神」，這樣，「吾國之發達，必視西方為健全」，而且「社會革命之禍」或可避免。不然，「徒以抄襲西歐工業革命以來之歷史，為吾國無上政策，恐不獨吾國民所不許，抑亦世界大勢所不許矣」。（《改造》第3卷第11號）鄭大華先生對張君勱此主張的點評甚有見地：張氏主張社會主義的理由，應該「與孫中山『畢其功於一役』的思想如出一轍，也是想藉此來避免中國發生社會革命」。（參見《張君勱傳》第2章，P.29 ）
先是日本留學，後是三次留德，旅歐、路過聖彼得堡，張君勱對歐洲各種流派的社會主義思潮有所認知了解。但對其影響最深、感受最深，並終生堅定不移留下近乎永恒的思想與觀念，則是與蘇俄社會主義革命不同的德國社會民主黨魏瑪憲法的社會主義，也即是民主社會主義。張君勱一生雖然自始至終反對中國走俄國布爾什維克的道路，但他在歐遊期間對俄國革命還是予以相當的肯定。1919年8月看到蘇俄憲法文本，即時譯成中文，發表於11年11月15日出版的《解放與改造》第1卷第6號。張氏在另一篇文章讚揚十月革命是「由侵略的國家主義而進為平和的國家主義也，由私產主義而進為共產主義也，由代議政治而進為蘇維埃政治也」。他讚賞列寧關於民族自決的政策，對蘇俄的教育政策，單獨與德國訂立合約，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勇氣等，也給予高度評價。
張氏認為中國只能走德國社會主義民主黨的道路而非蘇俄之道路，原因在於俄國採取非法律的暴力手段，而德國採取的是法律手段。根據張氏分析，兩者各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俄國革命後解散國民會議，代之是全俄蘇維埃；德國也召開蘇維埃，但不久恢復國民會議。（二）俄蘇維埃僅限勞動階級；德之國民會議，一切國民均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三）俄國一切權利歸蘇維埃，而德國除國民會議外，還輔以蘇維埃得以參與立法。（四）俄國由蘇維埃採取強徵的政策，將土地和工業收歸國有；德國憲法也承認國有主義，然有由議會立法，採取賠償主義。（五）俄國布爾什維克堅持多年不與資產階級合組政府立場；德國社會民主黨則與資產階級組成聯合內閣。（六）俄國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嚴格限制其他階級尤其是資產階級的參政權，以及集會結社、新聞出版和言論思想自由；德國沒此限制。（參見《張君勱傳》， P.85 ）鄭大華先生對張君勱主張德國社會民主黨的道路而不走俄國布爾什維克的道路還找到張氏儒家思想的根源。我再當當文抄公：鄭先生說，張氏「他認為雖然德國社會民主黨人的『勇猛精進』，誠不如俄，然其『腳踏實地』，遠非俄所能及。而這種『腳踏實地』精神，與『勇猛精進』相比，更符合中國儒家的『中庸之道』，故應為中國人所學習。他說：『聖人亦有言，教人者以示人以中庸之道，其過於中庸者，聖人不慾以之率天下焉。誠如是言，則吾國之人所當學者，厥在德社會民主黨之腳踏實地，而不再藍寧之近功速效焉必矣。』」（鄭大華《張君勱傳》 P.86 ，以上內容見《中國之前途：德國乎？俄國乎？》，《解放與改造》第2卷第14號。）
張君勱先生在1947年11月30日寫成《〈立國之道〉新版序》一文，表明在新的歷史背景下自己對社會主義屬性的理解。他分析說，「就國民黨、共產黨、民主社會黨、青年黨之政綱言之，俱有傾向於民主與社會主義之意。既無左派之絕對共產主義者，亦無右派之資本主義者。則就經濟設施言之，自可協議一共同綱領。」（參見李貴忠《張君勱年譜長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年3月第一版 P.242 ）
如按張氏所言，中國國民黨、中國共產黨、中國民主社會黨（張君勱所創建）都是社會主義政黨。關於社會主義，張君勱堅持認為，它既不是唯物史觀，也不是階級鬥爭的理論，而是一種社會經濟制度。這種制度的特徵有三：一是以全社會各得其所為目的，不以個人謀利為目的；二是實行計劃經濟；三是注意對勞力、資本和土地予以公道的調整，防止貧富兩極分化的發生。（參見《民國時期黨派社團檔案史料叢稿·中國民主社會黨》 P.226-229 頁，轉引自《張君勱傳》 P.468-469 ）
從坐而論道、紙上談兵之層面，或許歐洲社會民主黨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主張更穩妥、更理想。但中國現代歷史的經驗與教訓又好像中國必須走俄國人的血與劍的革命道路。1924年孫中山在新中國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公布扶助農工、聯俄聯共的革命路線。孫中山對舊三民主義做了補充、發展，即民族主義強調反對帝國主義；民權主義強調民主權利的普遍性；民生主義更強調節制資本、平均地權。應該說新三民主義與中國共產黨在民主革命階段的綱領是高度一致的。
孫先生在大會上還說：「今後之革命，非以俄為師，斷無成就！」創建中國共產黨的另一批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他們遠大理想是世界革命，全球共產主義運動。但，在上世紀30、40年代的領導者，都認為革命的初級階段目標是從新民主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而這種過渡性的社會主義是長期的；而經過若干代人的不斷努力，才可能實現真正的社會主義──最後是社會主義高級階級的共產主義。
張君勱先生對於中國怎樣才能實現社會主義有自己一套看法：
在抗戰勝利後，中國民主社會黨希望中國各政黨團結一致，和平建國這一願望推動下，多次發表《民主社會黨的任務（之一、之二、之三）──我們的基本信念──什麼是民主？什麼是社會主義？》等文章。張氏認為：社會主義與英美的民主政治並不構成矛盾，可以在英美式的民主政治之下，通過改良的方式，逐步走上社會主義，不需像蘇聯那樣通過暴力革命，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然後運用政權的力量，來推行社會主義。張君勱指出：「社會主義的實現，盡可依民主政治原則行之，不必有無產階級專政與之相輔而行。」（參見《張君勱傳》 P.469 ）
當然，社會主義思想理論和政治實踐不應是、也不可能是純社會經濟模式。特別是世界近代史背景下，地緣政治博弈與意識形態方面的較量鬥爭，使中國社會在現代化的掙脫奮鬥中，滲入了早期帝國主義與殖民者及其代理人的利益爭奪的因素。蘇俄革命成功後，又形成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與共產國際運動的生死搏鬥。袁世凱復辟失敗後20世紀20年代（即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之三五年），中國一批各地方軍政強人達成了某種政治思想「默契」，即所謂「聯省自治」。廣東軍政領袖陳炯明是一典型代表，陳氏在軍事才能、管治理念及個人私德可算是傑出又開明的地方領袖。他當年主張聯省自治，北京北洋政府與南方軍政府合流和平建國，反對國共合作的「國民革命軍」北伐。孫中山先生正式借助了蘇俄的財政支持與軍事力量，創辦黃埔軍校與國民黨黨軍才得以北伐成功，進而基本統一中國。
1926年7月，廣東國民政府誓師北伐，一路過衡陽，下長沙勢如破竹，10月初攻克武漢。張君勱隻身微服秘密赴武漢考察，作題《武漢見聞》的演講。他根據見聞，對國民黨種種措施作出評價。第一，他指北伐軍是一隻有理想的軍隊，知道為誰而戰。「天下之至強者，莫過於理想，理想者藏於無形，而團結人群，以同出一途者也。」第二，北伐軍自軍部、師部、團部都設政治部，使廣大官兵「有正確之政治知識，立於黨之指導下，努力作戰」。第三是「民眾合作」。「黨義普及於民眾，而民眾之與黨部、黨軍無扞格之弊；…… 挾子之召集，糧食之供給，無往而不得地方之助」。
但是，張君勱在肯定北伐戰爭之正義性與勝利之原因的同時，又對國民黨嚴厲批評。第一，國民黨沒有尊重自由意志，而他認為「革命者，以達人類之自由平等為目的也」。他希望中國國民黨向德國社會民主黨人學習，革命成功立即制定憲法，給人民各種自由權利。他擔憂國民黨不知革命之目的，「名為革命，實則去舊式之專制而代之新式之專制」。第二，批評國民黨不允許異說存在。他舉例說明，19世紀初，世界不知共產主義學說，不曉得勞動階級的權利，但允許馬克思其人的「異說」存在與傳播，結果由於「攻擊」了私有制，發表《共產黨宣言》，組織勞動團體，社會主義由此勃矣。他擔憂國民黨只相信自己一黨專制，不許別人持兩黨說或多黨說。第三，批評國民黨不承認共同基礎。張氏認為，「黨派雖偶有異同，其為人類一也，其為同國之民一也。」第四，批評國民黨不從事積極條件的政治培養。第五，批評國民黨人缺乏西方政治家的氣質等等，擔心「舊軍閥雖去，而新軍閥復生」。
歷史翻過一頁，事後證明張君勱的預言和擔憂全部成為事實。孫中山先生繼任者蔣介石，「以俄為師」的中國國民黨在張氏《武漢見聞》發表半年後，在攻克了南京和上海後，發動「四一二」政變，瘋狂屠殺原來同盟黨共產黨人，在血泊中建立南京國民政府。張君勱由於公開發表批評國民黨的言論，被戴上進步黨「餘孽」的帽子，創辦的政治大學也被關閉。
原刊於《信報財經月刊》，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張君勱社會主義思想認識》 二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