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經濟學被視為一門研究政治家或立法者的一個分支，它提出了兩個清晰的目標：首先，為人民提供豐足的收入或生活，或更準確地說，是令人民能夠為自己創造和提供豐足的收入或生活；其次，為國家或聯邦提供足夠的收入，以支持它的公共服務開支。因此，它的提議，是讓人民和國家同時得到富足。
Political economy, considered as a branch of the science of a statesman or legislator, proposes two distinct objects: first, to provide a plentiful revenue or subsistence for the people, or more properly to enable them to provide such a revenue or subsistence for themselves; and secondly, to supply the state or commonwealth with a revenue sufficient for the public services. It proposes to enrich both the people and the sovereign.
── 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
上回筆者提到，在上世紀80年代末，全球局勢和世界和平的前途是曾經出現過一次難得的突破機會，而有關的機遇，是由蘇聯的戈爾巴喬夫提出，並是可以理解為甘迺迪「世紀大刁」的延續。正如筆者在上回指出，有關構想是符合蘇聯的和西方國家的長遠利益，因此是具現實可行性。
走出華斯達維亞體系的重要一步？
不要低估這提議的重要和突破，蓋這是可能意味着人類是終於有可能得以走出過去400多年主宰環球政治格局的重要一步。近400多年國際政治形勢的格局，應是可追溯自1648年的的《華斯達維亞條約》（Treaty of Westphalia）。這條約結束了歐洲持續了很多十年的宗教戰爭，並帶來了兩個重要的轉變：一是將國家跟宗教分開，從此建立了國家為全球政經格局的最重要個體，二是提出了主權（sovereign）的概念，並確立了以有關概念作為管理國際關係的基本原則。
驀然回首，有關影響十分深遠。自此以後，國與國之間的競逐成為了常態，再加上各種意識形態和民族主義的興起，國際關係就更形複雜。今天回顧，主權這個概念其實有不少模糊的地方，說穿了，支持主權最有力的就是軍事實力。套用政治學家的詞彙，在過去400多年主宰國際政治格局的，其實就是所謂的「現實政治」（real politik）。
建基現實政治的體系像踩鋼線
在過去400多年，歐洲諸國透過婚姻、結盟、外交、開拓殖民地，以及各種的部署，大致上取得了一定的平衡，在1914年之前的400多年，歐洲大致避免了大型的戰爭。在這400多年間，整個制度最大的威脅應是來自拿破崙，但最後歐洲多國的聯盟消除了其威脅。雖然中型和中小型的戰爭，仍是不時有發生。歐洲的政客和貴族認為，這反映着歐洲諸國的外交造詣，但其實整個制度是有點像在踩鋼線，骨子裏跟社堂瓜分地盤，未必有很大和根本性的分別，稍一不慎，就很容易出意外。
而後來的發展，在各種陰差陽錯下，一歐洲小國的皇子遭到暗殺，這不算很大的事件居然衍生了軒然大波，最後糊塗引發了第一次世界大戰。而更糟糕的是，處理第一次世界大戰事後問題的《凡爾賽宮條約》（Treaty of Versailles）充滿仇恨、短視和不理性，令德國社會跟着充滿怨恨和不公平，造就了後來納粹黨的興起，因此二戰其實是可以理解為一戰的延續。
甘迺迪曾有打破有關制度的雄心
從很多角度看，純粹由現實政治主導的環球秩序充滿風險和不穩定，而甘迺迪的1963年和平策略演說，是歷史上罕見的具氣魄宣言，至少顯示他確有打破有關制度的想法和雄心。很不幸，甘迺迪的世紀大刁隨着他遇刺而結束。不過，儘管如此，鐘擺轉向的餘音可能仍在縈繞，而戈爾巴喬夫20多年後的構想，是可以理解為甘迺迪世紀大刁的延續，並可能比甘迺迪的版本，來得更大步和切合蘇聯的長期利益。戈爾巴喬夫掌權時只是54歲，我們有理由相信他對有關想法是認真的，並視之為蘇聯的長期利益所在。
香港深圳的自然結合
由是觀之，有關時代契機未能得到把握，是一大的機會錯失。不過，長遠而言，更可惜的機會錯失可能是在經濟方面。市場的本質是什麼，是一個很深的命題，而筆者認為市場的其中一面，就是一個不斷自我延伸和深化的「合約組合網絡」。
根據香港深圳和珠三角的經驗，最有效的引進市場制度的方法，就是由下而上，任何由市場參與者自己找方法建立之，而一旦一個地方可以成功融入主流的全球性合約組合網絡，其所能產生的經濟效益可以十分龐大。東歐跟西歐諸國在文化歷史種族各方面都有着深厚的淵源，是研究和實驗市場制度建立的一難得的場地，但可惜當時東歐諸國和後來的俄羅斯都沒有將有關契機好好把握，相信了一些人士提出的「多少天過渡到市場經濟」那帶點無稽和幼稚的想法，最後建立了一些帶點不倫不類的制度，而制度變得不倫不類，可能就是香港經濟目前最大的隱憂。筆者會再談。
